為親人帶孝

马六甲的风俗,凡非同姓的孝眷都得加一块红。图为侄儿为姑母带孝“上红下白”。(圗:李永球)

太平的风俗,凡属于“婿”类的带孝都是“圈”(缠绕)。图为女婿的“牛拉”圈孝。(圗:李永球)

 

親人逝世了,就得爲他帶孝(戴孝)執紼。然而現今從事殯葬生意的一些商家,對於如何帶孝?什麽親人帶什麽顔色的孝?卻是一知半解,不然就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另外,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北馬與南馬出現迥異狀況,是必然的民俗現象。我國的情況通常是在長輩逝世後就“變服”,穿上白色或黑色的孝服(現在盛行白衣黑褲),然後再依據輩份帶上不同的孝。下面是在太平與馬六甲兩地田野調查所獲的資料:

 

孝眷 所帶的孝(太平) 所帶的孝(馬六甲)
子、媳、女(爲父母帶孝) 麻(峇峇人帶加蚤)
女婿(爲岳父母帶孝) 牛拉(圈) 上紅下白(潮州人上紅下黑,峇峇人上紅下加蚤)
弟、弟婦、妹、妹夫(爲兄、嫂、姊、姊夫帶孝) 白(若是白衣可採用黑色)
堂弟、堂弟婦、堂妹、堂妹夫(爲堂兄、堂嫂、堂姊、堂姊夫帶孝) 黑(也有不帶孝的)
表弟、表弟婦、表妹、表妹夫(爲表哥、表嫂、表姊、表姊夫帶孝) 白(表弟妹不需穿全黑或全白變服,普通即可) 上紅下黑
侄兒、侄媳、侄女(爲伯父母。叔父母帶孝) 牛拉
侄婿(爲岳伯父母、岳叔父母帶孝) 淺紫(圈) 上紅下藍

 

内侄、内侄媳、内侄女(爲姑母姑丈帶孝) 上紅下藍

 

内侄婿(爲岳姑母姑丈帶孝) 紫(圈) 上紅下藍
外甥、外甥媳、外甥女(爲舅妗帶孝) 烏水(淺藍) 上紅下藍(現在多數外甥輩都不帶孝)
外甥婿(爲岳舅妗帶孝) 烏水(圈) 上紅下藍
姨甥、姨甥媳、姨甥女(爲姨母姨丈帶孝) 上紅下藍
姨甥婿(爲岳姨母姨丈帶孝) 青(圈) 上紅下藍
內孫、內孫媳、內孫女(爲祖父母帶孝) 上藍下麻(以前只用藍不加麻) 藍(閩同安人、峇峇人帶加蚤)
內孫婿(爲岳祖父母帶孝) 紫(圈) 上紅下藍
外孫、外孫媳、外孫女(爲外祖父母帶孝) 上紅下藍
外孫婿(爲岳外祖父母帶孝) 青(圈) 上紅下藍
曾孫、曾孫媳、曾孫女(爲曾祖父母帶孝) 淺紅 青(福建)、黄(客家)
曾孫婿(爲岳曾祖父母帶孝) 淺紅(圈) 上紅下青
外曾孫、外曾孫媳、外曾孫女(爲外曾祖父母帶孝) 淺紅 上紅下青
外曾孫婿(爲岳外曾祖父母帶孝) 淺紅(圈) 上紅下青
內外玄孫輩 無孝 淺紅
結拜弟妹(爲結拜兄姊帶孝) 上紅下黑
契子女(爲契父母帶孝) 上紅下麻或上紅下加蚤
准媳婦 上紅下麻
准女婿 牛拉(圈)加一小塊紅

(以上帶孝資料專訪:周亞林,2004年7月20日及溫鑽華,1992年12月27日,太平;鍾魁金,2004年2月22日及林炳耀,2004年2月22日,馬六甲)

 

上面提到到“牛拉”與“加蚤”,乃是閩南話記音字。牛拉是以“文焦”(記音。一種粗白布)染“黃土”(閩南音。一種黃色顔料)。加蚤則以“峇拉朱”(belacu。一種粗白布)染黃姜而成,兩者皆呈黃褐色,現多以黃布代之。北馬太平的風俗凡是“婿”的,都打成“圈”,即是剪成條狀在袖子上纏繞一圈。其他的“孝”則是剪成一小塊,若有分“上、下”的,下面那塊略大於上面的。帶孝者根據死者的性別,分男左女右把孝布別在袖上。

總括地說,太平的孝眷帶孝種類分得一清二楚,只要看他所帶的孝,就知道他與逝者的關係。美中不足的是內孫婿與內侄婿、外孫婿與姨甥婿出現混淆。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太平帶孝習俗曾經混亂一陣,那時以活着的孝眷們之男左女右為準,孝布别在男孝眷的左手臂或女孝眷的右手臂上,後來做調整才以逝者為主,男喪,孝眷們一律將孝布别在左手臂上,女喪則别在右手臂,如此才能讓人明白孝眷們在為男或女性長輩帶孝。(專訪溫鑽華,1991年11月18日,太平)

馬六甲方面太過籠統簡單,而且非同姓孝眷一律得加一塊紅。未婚者甚至獲得採用紅香燭及棺材車掛紅布之權利,原來未婚者死了,長輩得爲他舉辦“上頭”婚禮,採用一個紙糊製的異性偶像給他完婚並放入棺材裡陪葬,表示他已經結婚,已是“大人”(成人)。是故,他享有“紅色”喪禮。(專訪林炳耀,同上)

非同姓孝眷首服綴紅,這種風俗在台灣也有,並且有三種可能:一是首次穿孝服者,但不包括孝男、孝媳孝女等。二是異姓人士,如外孫、女婿、外甥、義子女等。三是准親屬,如已訂婚而尚未結婚的媳婦、孫媳婦、女婿、孫婿等。(《台灣民間傳統孝服制度研究》750頁)

另外,媳婦或孫媳婦若懷孕就不可穿麻衣及繫麻腰帶,連手腕的白布條也不可綁上,只可戴麻蓋頭,且必須以白綫或白布量死者的睡床之長度,待生産後,白綫則拿来縫製衣服,白布則裁製成衣服,给出世的嬰兒穿,如此做個“圈算”(一種民間巫術)以化解不祥,可使到嬰兒平安長大。(專訪溫鑽華,同上)

送殯後,喪家得贈予每個到來送殯的親戚一份祭品,即一對蠟燭、兩個紅圓及一個發粿(近年来,多以兩個鮮橙代替紅圓及發粿)。凡不與逝者同住在一起的兄弟姊妹、侄兒、外甥、表親、堂親、義子女、出嫁的女兒及親家等親戚,都可以拿取一份祭品回家祭祀家裡神明,以求個興旺吉利。

星洲日報《星洲廣場•文化空間》【田野行腳】專欄,图文:李永球。2004年8月29日

修訂於2008年10月29日

日語會話班

 

蔡日生老先生手持昔年的日语刻本。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南太平洋戰爭,日寇大舉入侵馬來亞,嗣後直到日本投降的3年8個月裡頭,人民深陷沉重的災難中。

本文要講的是日治時期的奴化教育。在太平市,日寇入侵後,即刻關閉所有的各語文學校。迨1942年始重開,卻以日語為主課,師生每日早晨須向東遙拜,升日寇國旗,唱日寇國歌《君之代》。

我訪問一位曾上過日語學校的蔡日生老先生。蔡日生今年75歲,1929年生于太平,父親蔡財從中國廣東東莞南來。日寇南侵的1941年,他方12歲。戰前曾在本市英校受了一年的英文教育,不幸因戰爭而輟學。

日治初期的日語教育他不清楚,他是在後期才上日語學校的。其父為了讓他受多一點的教育,又不知戰爭何時結束,再因華校、英校復辦無期,到最後,唯有無可奈何地上日語課了。

蔡日生是在1945年年頭接受日語教育,當時已16歲,那時候全市只有這一間日語學校。它借用英國人留下來的修道院(Convent)女子學校上課,全體學生大約有200名,清一色男性,華裔居多,印裔略少。開辦6或7班左右,完全免費,數名教員都是印度或“色蘭尼”人。

家住在加冕路(Coronation Road)的蔡日生,逢上課的日子,就從家裡步行大約2公里到學校去,上課時間是早上8時至下午1時30分。中間的10時正為休息15分鐘,學生在這時候蜂擁到食堂買東西吃。經營者竟是本地的華、印裔修女們。洋修女早就隨英軍撤退而離開。在戰亂時代,為了生活就得自力更生,經營食堂是權宜之計。

上課前,全體師生集合草場上,向東遙拜,升太陽旗及唱《君之代》。接著就是集體體操。操畢上課室讀書,只讀一本《基本日語會話》。其老師是色蘭尼人(男性),以英語教學。偶爾會教一些英文,讓他們趁機學習基本的英語。

到了1945年8月間,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而投降,全馬的日語學校隨著投降停辦,蔡日生在此校共學習6個月左右的日語課。戰後轉到本市華聯華文小學(在福建會館),從三年級念到六年級。

他說,這間日語學校只讀唯一一本書──《基本日語會話》,所以其他地理、歷史、數學、科學等一概不會。

《基本日語會話》一書,蔡日生還保存,的確是吉光片羽的文獻,也是日寇奴化教育的證物。封面除了書名,兩行小字為“中英對照,自習速成”,英文為“SELF TAUGHT ANGLO-CHINESE”、“Japanese
Conversation”。封面上還有一個藍色小圖章,字樣:“怡保文化出版社、版權所有”。它還是本地出版的喔!

翻看內容,都是基本的日語詞匯與會話。排版分英中兩行,上行左為英文詞,右旁為日語的羅馬拼音;下行左為中文詞,右旁為日語的中文諧音字讀音。如下:

one Ichi
一 意次
Two Ni
二 尼
Three San
三 山
……。……。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04.8.22)

母子桃祝壽

十五个母子桃由十五位嘉宾掰开,以取出里面的十个小桃。共一百五十个寿桃祝贺太平福建会馆一百五十周年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掰开母桃,取出(生出)子桃。

太平福建會館在本月慶祝150周年紀念,一系列的活動如福建民俗文化展等,均是太平首次主辦。是日晚上宴會,又別開生面地首創“母子桃祝壽”,以取代切蛋糕儀式!

幾乎全世界均受到西方的影響,凡生日慶典,一定見到“切蛋糕”儀式,可見西方文化影響之大。我特地向該會建議,從中華傳統文化取材,以中華特色的壽桃祝壽,慶委會同意我的意見。之所以取壽桃,那是因為民間故事相傳天上瑤池長有桃樹,吃下所結仙桃可以延壽長命。所以我們凡間桃樹所結的桃子,早就被中華文化認為也同樣具有“延壽”及“祝壽”之象征。

所謂母子桃,乃是以面粉做成桃子形狀的大母桃,裡面包有10個小子桃。母子桃祝壽有別于西方的切蛋糕祝壽儀式,壽星得以雙手掰開母桃,取出子桃來祝壽,蘊涵中華“生”的哲學。道德經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化化,世代傳承,延綿萬古,興旺眾多。這就是母子桃祝壽的意義了,深具中華之生、化、傳、興的哲學含義。

15個大壽桃,掰開生出150個小桃,意為祝賀太平福建會館150周年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代代興旺,子孫杰出!

德國漢學家顧彬曾經接受鳳凰台的訪問,他說,西方文化是“破壞”的文化。

所以,我們見到西方列強所到之處,當地文化多多少少受到破壞,比如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等,都會因為西方人的到來而逐漸消失或變樣。當然,今天的西方文化已經不需要通過侵略也一樣深具影響力,它們的絕對強勢文化風靡世界,大多數國家自然而然受到影響而接受之。

西方文化之破壞性,在生活起居中也處處可見。比方在吃方面,他們采用刀叉,即使在婚誕習俗方面,也是采用刀來切蛋糕。但我們華人傳統向來在婚誕之時排斥采用凶器。除非是要吃蛋糕了,不然我們的傳統是不會把好好一個蛋糕切破,對我們來說,這是非常破壞性的。當然,我們尊重西方習俗,畢竟這是人家的風俗。

對中華習俗而言,生日蛋糕、婚禮蛋糕在儀式時被切上一刀,這叫做“殘破”,何況是采用刀這類凶器呢!好端端的蛋糕給它劃上一刀,仿佛在我們的生命或婚姻上給劃上一刀一樣,我們的傳統罕見這樣“破壞性”地進行。可是我們受到西方影響很大,久而久之大家也接受了這一套。還有,生日蛋糕的蠟燭也是破壞性地被吹熄,在我們的婚誕傳統上,蠟燭萬萬不可吹熄,而是讓它們自然燒到盡為止。

雖然母子桃祝壽也是將母桃掰開,好像也是破壞性的,可是那是“生”的哲學,掰開母桃才能取出子桃,如此生生化化,蘊育後代子孫啊!凡是我們“破壞”時,自然會有個因素,比如民間補運儀式,有將熟的紅雞蛋打破,把蛋殼丟棄,這也是“破壞”嗎?其實這蘊含“脫胎換骨”之義,就是要這般“破壞”,才會把壞的轉變為好的。我們的文化講求“和諧”、“圓滿”、“中庸”,與西方的破壞文化截然不同。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09.12.20)

不要逼祖先吃素

逝者生前本是吃荤的,逝后就不要比他吃素。

回教徒同胞在宰牛庆祝大节日,并把牛肉分发给穷人,这是神圣的宗教仪式。

近年來,漢傳佛教、天道(一貫道)等素食宗教往往會教導人們在辦喪事時,甚至往後的祭祀及祖先忌日,都不可祭拜葷品,理由是“爲了避免亡者再增添不必要的罪業,靈前拜祭之供品以素食爲主。”於是,人們在不瞭解真相之情況下紛紛跟從。

我們的喪禮,根據的是古代儒家的“三禮”,即《周禮》、《儀禮》及《禮記》。在三禮中,不曾提到“爲了避免亡者再增添不必要的罪業,靈前拜祭之供品以素食爲主。”可見這非中華之傳統風俗,乃上述素食宗教之說法。下面的資料可以證明: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喪事,共其奠牛”(有喪葬,便供應殷奠、遣奠所需的牛)【1】。《儀禮•士喪禮第十二》:“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屍東。”(用乾肉、肉醬和醴酒祭祀死者。從阼階上堂,將祭物放置在屍體之東。)【2】。《禮記•檀弓下第四》:“始死,脯醢之奠”(還有,剛死的時候,用肉脯、肉醬供奉他)【3】。這些資料只是其中一部份,三禮中有關祭祀逝者、祖先和宗廟,殺牲祭葷之記錄實在不勝枚舉。

殺牲祭葷本來就是我們的傳統,殺牲祭葷是古代的“禮”。在數十年前,我國華社無論是採用佛教或道教儀式的中華傳統儒家喪禮,多是祭以葷物。可是近年來,佛教等提倡素品祭祀,他們也將之帶到我們傳統喪禮來,這樣就顯得不尊重了。尤其是逝者一生吃葷的,死後祭素最沒道理!要就生前影響他吃素,不然死後才來祭素很不符合禮儀。難道生前天天吃葷就不會增添罪業?死後的那幾餐祭祀就會?

儒家最強調“事死如事生”。他生前過怎樣的生活,死後應當如此對待之。逝者生前吃葷,死後也應當祭以葷,祭以素實在不尊重其意願。

儒家的思想哲學裡,沒有所謂的“殺生會造罪業”,我們的殺生祭祀是一種神聖的儀式,所以殺牲祭祖會增添罪業之說,對我們也就不能成立了。這好像基督教的《聖經》認爲“龍”是邪惡的東西,而我們中華的“龍”是祥瑞的,設使將“邪惡的龍”套在我們“祥瑞的龍”來解釋,認爲所有的龍均是邪惡的,這就偏頗有失。如果以《聖經》硬指我們祥瑞的龍也是邪惡,那不僅是無聊的指鹿爲馬,也站不住腳。

同樣的,有關祭葷會給逝者增添罪業之說,將之闡釋我們的以葷祭祖之神聖禮儀,也是極端錯誤的。換句話說,我們認爲龍是祥瑞的,如果主觀認爲別人的龍也是祥瑞的;或者我們認爲祭葷是神聖的,別人也得跟從祭葷;這樣的話,我們同樣也是不尊重人家,顯得主觀兼霸道地侵犯干涉人家了。

有殺牲的宗教還是很多的,比如道教正一派、真空教等等,甚至回教也在哈芝節宰殺牛隻,將牛肉分與貧窮人士。這些均是神聖的宗教儀式,必須尊重之,而不是以自己宗教的思想觀念去做主觀的詮釋,或自以爲是地惡意批評。佛教採用葷品祭祀的也有,曾經在柬埔寨的一座佛寺裡,親眼見到以魚肉葷物祭祀釋迦牟尼佛祖,因爲佛祖生前非素食者。以前佛教出家人爲喪家主持法事,也尊重喪家的葷物祭品,近年來,部份出家人開始禁止喪家採用葷物,甚至抵制拜葷吃葷的喪家,包容心完全蕩然無存。

祭以葷物是傳統禮儀,除非逝者生前就吃素或者生前的交待,不然的話,以“爲了避免亡者再增添不必要的罪業,靈前拜祭之供品以素食爲主”作理由,強迫逝者吃素實在是毫無道理!

 

星洲日報《星洲廣場•文化空間》【田野行腳】專欄,圖文:李永球。2009年12月13日

修訂於2009年12月29日

 

【1】  錢玄、錢興奇、王華寶、謝秉洪注譯《周禮》118-119頁。

【2】    彭林注譯《儀禮》324頁。

【3】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上129-130頁。

最簡單的“拓碑”方法

我自己想出来的简单“拓碑”方法,以自制的工具涂上墨水,往碑文拍打。

拓碑前碑志文字难于辨识。

拓碑后文字就清楚显现出来了。

檳城的張少寬與我均是民間的文史田野工作者,我們幾乎都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就是三不五時會有一些在做學術研究的人士找上門,要求我們的協助。

面對這種情況,我會盡量幫助,個人原則是“與其釣魚給你吃,不如教你如何釣魚!”通常我會叫他們回到民間做田野去。倘若是文獻資料,就告知到有關所在或檔案局尋找。若是很難找到的,我會借出。總是希望他們自己去找資料,去面對問題,才會獲得寶貴的經驗,如此這般,才無需靠拐杖而能夠在這個社會自立。

有些來者會坦白說,他們只要有關資料寫論文以便交差畢業。這些對文史不感興趣且只求一張文憑的,他們的論文肯定不會好到哪里去!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興趣,有了興趣,即使不賺錢也會干得滿心歡喜,沒興趣的態度就不會認真,敷衍了事。有些講求名利者,做研究以名利排第一,沒有好處就不干了。總覺得能夠放下名利去做你喜歡的事,才會歡喜自在。興趣是主要的推動力,有了興趣,態度才會認真,加上專心致志的精神、敏銳的觸覺、嚴謹的治學態度,總有一天,有麝自然香!

有一位大專生來找我,說其教授要他研究太平古建築的歷史,可是卻不教導研究方法,而他完全不懂得做。我建議研究一間華人神廟,方法我會指導之。首先我提供了有關資料給他,接,要他抄錄廟里的碑志、牌匾、鐵鐘等一切銘刻文資料,其中有幾塊石碑文字嚴重風化,他說看不清文字了,我答應陪他到現場去“拓碑”。

其實廟里的一切銘刻文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全部收集了。只要我將資料給他,他就不需要這麼辛苦再干一番。可是這樣只會害了他,于他無益。所以我堅持一定要他親身去做,才會學到寶貴知識與真實本領。

拓碑時,廟里理事也來觀看,他們都說碑文難于辨識了。我當然有我的辦法。于是取出自制工具,那是一個硬紙皮制作,內塞碎布再以一塊布包起來的東西,涂上墨水後,輕輕在石碑上拍打,文字就慢慢顯出來了。這與中國傳統的拓碑當然不可相提並論。中國的是先以宣紙貼在石碑上,再把墨水拍打在宣紙上。這種拓碑我不會,于是就編出自己的一套方法,直接把墨水拍打在石碑上,然後拍照片存檔就行了。這樣的土法煉鋼當然不能叫做“拓碑”,只是一時找不到適合的名稱。

那位大專生對于華人民間文化的知識十分貧乏,比如古代皇帝年號紀年對應公曆日期是多少?蘇州碼子也看不懂,還有許許多多的碑文牌匾文字,建築物的特有名詞,神明的來歷習俗等均非常陌生!我只好一一講解。他相信其宗教所說的“緣”,認為與我前世就有某種緣分。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這分明是“有求而來”。就好像我對某個東西或某事有興趣或需求時,即使遠在萬里之外,也會前往尋找。將之解釋為緣分,未免掩蔽了人們的心理欲望!

他十分感激我,對我的幫助感謝萬分,說要在論文里注明我是其指導老師,這就不需要了,助人本來就是樂事,何樂不為呢?幾年來,多少來訪者獲得文憑歡喜而泣,多少人取得學位興高采烈。而我,依然是不具學位的故我,依然踏腳車行腳田野。遙望天邊,紅霞爛漫,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天天都是美麗的!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09年12月6日)

驀然重現“送蠟燭”

马六甲丧家送的一对红蜡烛,何国荣在店前点燃起来,给逝者照明,一路好走。

马六甲的风俗是将红线糖果摆在桌上任由悼唁者取之,北马则是有给帛金才有红线糖果。

11月間受邀到馬六甲講座,承蒙當地文史工作者賴碧清(歐陽珊)招待一番,她離開不久後又來電說發現荷蘭街有一戶峇峇世家在辦喪事,叫我過去看看。

于是馬上趕過去,峇峇世家門戶深嚴,平時外人連門檻都別想踏進一步。我逕自踏進門檻,走進第二廳的靈堂處,靈堂的布置顯出峇峇風格,我從香桶取出兩枝“青腳香”(當地風俗喪事燃兩枝青腳香),點燃後三拜上香。靈堂帷幕後是一副傳統梅花棺材,前後翹首古色古香,4根大釘及一根子孫釘在棺蓋上。逝者王姓,乃峇峇望族後代。出來時,孝眷贈給我一條紅線。

晚上,約了賴碧清、何國榮、曾昭智去喪府坐夜,國榮和昭智與一些孝眷熟悉,大家就聊起天來。離開時,一位孝眷分送我們一人一對紅蠟燭。這使到他們發愣,問我這是什麼風俗?怎樣處理?哦,這就是傳統的“放蠟燭”和“送蠟燭”習俗啊!

先談放蠟燭。馬六甲的放蠟燭風俗,據年輕的廖銘安先生說,住在郊區的他小時候經常看到喪家派人騎摩托沿家挨戶放蠟燭,收到蠟燭的人晚上就得在五腳基處將蠟燭點燃,可是這個習俗已經消失了。

太平的放蠟燭也是盛行于郊區漁村,溫碹華女士說,喪家在出殯前一天沿家挨戶放蠟燭,當晚大家就在門口點起蠟燭,給逝者魂魄照路(照明)。另外,周亞林先生說,以前太平的“乞火灰”(向鄰居乞討來放在棺內的灰燼),喪家得贈一對紅蠟燭給人家,收到蠟燭的人家晚上就點燃在家門口外。放蠟燭風俗在太平也消失數十年了。

這種“放蠟燭”采用的均是紅蠟燭,可以說這個習俗已經在我國土地上消失殆盡了。

送蠟燭也是古俗,也分南北馬不同。南馬馬六甲的方式,是每個到喪家坐夜的人都獲得喪府贈送一對紅蠟燭,取回家後就點在家門口外。北馬太平則不是每個坐夜者都有送蠟燭,只有送香燭紙錢者才會獲得喪家回贈紅蠟燭,也是點燃在家門口外。

民俗是會隨時間環境而轉變的,送香燭紙錢給喪家後來就漸漸轉變為給現款的帛金,而喪府回贈一對紅蠟燭也轉變為回贈一對糖果(以紅絲線系)。基本上可以說,送蠟燭之俗已經在我國煙消雲散,均被紅線糖果取代了。馬六甲的紅線糖果是擺放在桌子上任由坐夜吊唁者取之,北馬則是有贈送帛金者才獲回贈紅線糖果。

難得的是上述峇峇喪家尚遵行傳統的送蠟燭習俗,這是首次見到“送蠟燭”,心里激動得很,既悲且喜。悲的是,傳統民俗在現代化及人為之下逐漸消失不復;喜的是,已經消失的傳統民俗今日忽然重現眼前!而賴碧清則一臉問號,問我如何處置之。我說拿回家點在家門口即行。

這一對紅蠟燭,除了為逝者照路外,也是給我們吊唁者圖個吉利興旺。傳統觀念認為喪事屬“凶”禮,就得給吊唁者一對紅蠟燭圖個吉利。我們看一個民俗,除了看其表面,也得了解其背後的意義,通過放蠟燭,其實是通知鄰里附近有人在辦喪事,大家知道鄰居在辦喪事,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起共襄幫助。

相互照應,相互襄助,本來就是社區群眾睦鄰的基本條件之一。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09年11月29日)

死人不可入村?

以“祖”字行头的,多数是潮州人之墓。

星洲日報轉來一封讀者巫俊平先生的來函,很客氣地指出8月9日本欄拙文〈趙明福的喪禮〉內的一段文字:“在我國,不曾聽過有禁止死人入村莊之俗……”,因此寫了這封信提供資料給我。

巫君的兒時家鄉在霹靂角頭(Tanjong Piandang),他說︰“……這魚米之鄉,就有禁止家屬將在外地去世的親人尸身或棺木運入鎮內以辦理喪事的風俗,而這種習慣至少在我中學畢業後幾年還在(大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亡者的棺木必須置放于鎮外空地處,然後搭棚辦理法事,停柩日期視亡者年齡而定,3日5日不等。這種習俗過後在鎮上的華人最高管理機構(即真君大帝籃卓公廟理事會)及全體埠眾同意下,開會通過而廢除之,變通的辦法是將亡者棺木停放于住家外空地。(至于確實年份,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無獨有偶,在上述拙文刊出後,就有一位讀者來電告訴我,霹靂和豐一帶也有禁止死人入村之俗。當村人在外逝世,只能在村外對面的工廠附近一塊芭地里辦理喪事,孝眷就從村里走到對面芭去,十分麻煩。大概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村里領袖開會討論,才消除這個習俗,允許死人入村辦喪事。這是一個潮州人的村莊,而角頭也是潮州人聚居地,可見我國潮州人在以前是保留死人不可入村之俗的。

說來慚愧,孤陋寡聞的我竟然不知道我國曾經有過禁止死人入村之俗,很幸運的,兩位讀者前輩不吝賜教,實在感激萬分!

巫君也提問3個問題︰一、墓碑上中榜題“顯考XXX公之墓”,下款卻是“爱妻立”,在世妻子為已故丈夫立碑,“顯考”二字是否恰當?(據巫君所知,“考”是孝子對亡故父親的諱稱。)

妻子為已故丈夫立碑,采用“顯考”的確不恰當,正確應用“先夫”。考,是用來稱呼已故父親的。

二、下款“愛妻立”,愛妻是丈夫對妻子的昵稱,丈夫為已故妻子立碑寫“愛妻某某女士之墓”則可,但為已故丈夫立碑而自稱愛妻似乎不妥。

我也覺得自稱“愛妻”真的不妥,通常只寫“妻XXX立”即可。

三、華人墓碑上常見有“顯”或“祖”字起頭,請問這是何意及其差別?

古代稱呼已故雙親,通常是“先考”(父親)、“先妣”(母親)。後來才出現“顯考/顯妣”。顯,應有顯赫、顯貴之意。楊炯山《喪葬禮儀》說︰“……對人稱已死之父親為‘先考’或‘先嚴’,敬稱而為‘顯考’……故未‘壽’者(60歲以上始可稱壽)宜用‘先考’,特別是祖父母健在而父母歿時,絕不可用‘顯考’或‘顯妣’,應用‘先考’‘先妣’。”

我個人認為稱呼已故父母親,除了“顯考/顯妣”,“先考/先妣”也可以用。古代都是采用“先”的,“顯”是較後來才有的新詞。又有一種說法,“顯”取其德行昭著,聲名遠播之意。“顯考/顯妣”就是說已故父母德行顯著。

至于“祖”,那是潮州人的習俗,墓碑上以“祖”開頭,通常多是潮州人墓無疑。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0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