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禮的種種問題

傳統喪禮被人們批評為封建迷信,批評者往往以本身或宗教立場大加鞭撻,完全否定傳統民俗。雖然不否定喪禮有一些陋俗及“迷信”成份,但是“迷信”應該如何來界定?比如說,停喪期間要把貓趕走或關起來,不然貓跳過遺體會導致屍變,這當然是迷信之說,其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防止貓抓破遺體或壽衣而編造出來的說法。因此,迷信與喪禮應該分開來談,是民俗就不是迷信問題了。況且有些被視為迷信的民俗起安撫人心的作用,那麼就具有了民俗之功效。

傳統喪禮也應該與環保分開來談,一些人批評喪禮焚燒紙錢明器不環保。世界上許多宗教及民俗不環保的也很多,比如佛教密宗的火供及煙供、英國維京火祭節等等,通通講環保,將都面對消逝問題。在中國已經有人察覺火化遺體也是不環保,因此有人提倡恢復土葬或其他更好的處理遺體方法。環保已是現今整個世界都關注的切身問題,大家應當在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節能減碳,並從本身生活起居小習慣做起,這樣對遏制惡化的環保問題會有更大的幫助。至於喪禮、宗教及節日裡的焚燒物品,應當尊重而不是苛責之,這樣才會使民俗及意義延續流傳。當然,我們也不應該鼓勵燒過多的明器,一切適可而止。

喪俗與環保問題,徐威雄博士有特別見解,他說:“古人深信,一個懂得慎終追遠的社群,必然是個民德歸厚的社會,這點其實最符合今天的環保吁求。環保不外乎是一顆感恩的心,教人珍惜地球資料與生態環境,今人若知喪禮寓教此義,就絕不會盲目排拒,欲必去之而後快。”

喪禮當然存有陋俗,諸如窮者為了面子而大事辦理,結果因此負債,這樣就違反了喪禮的意義。窮人就得節約辦理喪事,富者不妨多花些錢,這樣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還有民間有“吃完三頓”之說,即逝者如果在晚餐時間後逝世,就被認為吃完三餐,子孫會因此困苦沒飯吃,必須向天公乞求,求回“一頓”留給子孫,這些在古籍上並沒記載,都是民間後來產生的習俗,雖然很不合理,不過進行者覺得心安,倒就未可厚非。又有丈夫舉行“跳過棺”儀式後可以再續弦,而女人就得三從四德,不能再嫁,這是歧視女性的陋俗;尚有只能兒子持幢幡,女兒不能,但近年開始見到無兒子者由未嫁女兒持幢幡,實是可喜現象。還有入殮時不允許孝眷觀看,近年開始有孝眷堅持“親視殮禮”,這樣可以避免值錢的隨葬品被盜走,也可避免棺材內被人放進不明之物。

此外,帶孝時期是否可以辦喜事?這是經常有人面對的習俗問題。以前有百日內“趁孝娶”的風俗,即家裡長輩逝世後,可以在一百日內為晚輩辦喜事,不然就得等3年(24個月)後了。百日內趁孝嫁娶的人家,不得掛紅彩(有刺繡八仙等人物及“榮華富貴”等文字的紅彩布),只能掛紅布;拜天公上頭時,長輩也不能上香,只有新人自己上香膜拜。古代沒有“趁孝娶”這回事,那是後來因為情況需要而衍變來的。隨時代的發展,現今社會的帶孝及安靈時間銳減,因此我們不需要墨守陳規,一成不變,不妨依據情況斟酌處理。

儒家的思想具有理性的特質,《禮記》說50歲的帶孝者不必極度哀傷,60歲的帶孝者可以不必哀傷,70歲的帶孝者可以照常飲酒吃肉,因為上了年紀若哀傷及不吃東西,對身體不利。以前居喪期間不可洗澡沐浴,《禮記》卻有頭上有瘡就要洗頭,身上有瘡就要洗澡之說。可見一切都可依現實情況變通處理。所以居喪不洗澡之俗,流傳到炎熱的我國就被淘汰,因為地處熱帶國家不洗澡,實在不符衛生。

(星洲日報/田野行腳‧李永球)2012.4.8

喪禮的發展演變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須經歷的過程。對於死,人們非常忌諱,因為死後的世界是個未知數,因此世界上各民族處理死後的習俗,充滿神秘,大家都不知道人死後到哪裡去?而宗教在這方面則起引導作用,宗教的死後世界,使到人們有個寄托,不再害怕死亡。

在世界各種喪事習俗中,多數都採用宗教儀式,唯有我們華人的最別具一格,是中華儒家傳統習俗。它源自遠古的靈魂不死觀,逐漸由儒家整合,終於發展出一套儒家禮儀為主的喪葬儀式,漢朝以後又結合一部分佛道二教元素,才有了和尚道士念經超渡法事等習俗。它在中國流行超逾3千餘年,無論是儒、道、兵法、陰陽等家,絕大部分都採用這種喪禮,甚至後來的佛教與道教徒,也是採用之。

馬來西亞華人的喪禮源自中國南方的福建廣東等省。清末民初,中國嚴重的內憂外患,導致大量華人蜂擁至東南亞各國,那時候,華人喪俗就在我國繁殖生根了。

基本上我國的華人喪禮,乃以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葉,即清末民初時期為基礎,經過百年長時間的發展,到了今天,終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但整個喪俗還是脫離不了古代華夏儒家禮儀以及閩粵地區的傳統地方形式。

我國華人喪禮的演變,基本上分為5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1900年之前的“早期傳統兼簡陋式”,這個時期的喪禮除了一部分峇峇娘惹族群及南來發跡的富豪,因為富裕的經濟條件而有能力辦完整儀式的傳統喪禮,當時的移民均是窮困的苦力,他們的喪禮非常簡單,甚至只以草席草草包裹埋葬之。

第二時期系1900年至1941年底的“傳統繁華期”,因為經濟蓬勃而出現了許多富豪,喪禮不僅熱鬧,更出現了多場難得一見排場豪華的大型喪禮,至於當時苦力的喪禮猶然保持較簡單的傳統形式。

第三時期是日據時代的1941年到1945年,因為戰亂及日據時代經濟不景氣而轉入“戰亂低靡期”,喪禮可謂簡陋不堪。這一時期是重要的分水嶺,喪禮在這之前保持非常傳統,之後就趨向簡化了。

第四時期乃日本投降後1945年到1980年代的“傳統兼簡化期”,傳統喪禮在這時期裡逐漸由繁入簡,傳統樂隊逐漸被西樂取代,許多傳統習俗也趨向簡單化。

1980年代至今的為“傳統兼商業化佛化期”,雖然傳統喪禮仍然處於簡化中,但也因為商業化的盛行而逐漸趨向奢華,比如提供給賓客吃的食物,愈來愈多樣化及豐富,喪家佈置愈來愈豪華,商業墓園提供的骨灰龕位及墓地也甚為奢華,價值不菲。這時期更盛行佛化喪禮,可謂以狂風掃落葉之趨勢,日益將傳統喪禮取而代之。喪禮的發展愈來愈簡化兼西化,老傳統的喪禮紛紛被革除而消失,喪俗不再是為了人文而建立,而是為了省金錢,省時間,省儀式及宗教利益而設定。當佛化喪禮愈來愈多人採用時,傳統喪禮就逐漸式微,倘若順這樣的發展局勢下去,我們以後的喪俗就沒什麼值得談的了。

附:1月1日拙文《百年白鐵店》訪問羅寬平君談了一句客家俗話“做過藥材打過鐵,密該生理毋做得”。其解釋為藥材是到山上去採,不需本錢,打鐵則是收購破銅爛鐵來循環再用,所以本小利大,做過此兩行的客家人,就什麼生意也做不了了。此俗話引起怡保龔道明校長來電說出其不同的看法,他說,應該解釋為藥材必須上山辛苦採取,打鐵必須出力辛苦敲打,做過此兩行辛苦勞動生意者,還有什麼生意做不得的?任何再辛苦的生意都難不倒客家人了。所以,此俗話的最後必須加上問號才對。

(星洲日報/田野行腳‧李永球)2012.4.1

檳城早期的出殯行列

刘金龙先生

槟城早期的出殡行列,比今天热闹多了。(刘金龙提供)

劉金龍先生(1939年生),檳城人,祖籍福建南安縣。其父劉福慶在檳城開啟“新德發”(後改名劉福慶)糊紙店,從事殯葬業。他從小協助父親生意,後來到潮州劇團當樂手,最後自己在檳城成立潮州鑼鼓隊及西樂隊,其潮州鑼鼓隊附有“漆面”表演,即潮州小型“土戲”,在出殯隊伍中沿街唱戲,劇目有《桃花搭渡》、《文武雙球》、《周不錯算命》、《番姑擔火》等,目前已退休。因為從事的行業,對早期檳城的出殯行列非常熟悉,故專訪他口述昔年的情景。

劉金龍說,以前的出殯行列以旌行在前頭,有一對旌鑼跟隨敲打(9下),敲者身穿清朝藍色長衫,戴碗帽(瓜皮帽),鑼槌的頭綁紅布。然後是紅燈彩或是“公司”紅燈彩。所謂公司,就是逝者有參與的血緣或地緣組織,如福建會館、陳氏宗祠等,因為是會員或其至親逝世,公司就得派出紅彩(或紅布)及紅燈執紼,而喪家得向殯儀公司租一對“蓮花牌”(以長棍支撐的布對聯,上下各有一朵蓮花圖案裝飾,故稱),由兩個人持陪在公司燈彩旁游街,有錢人家則租了兩匹馬,讓手持蓮花牌者乘坐。

再來是粗吹(兩枝嗩吶)、白鑼(一對,敲5下,鑼槌的頭系白布)、嗆鼓(魂鼓)及白燈白彩;白燈彩必須有粗吹、白鑼及嗆鼓的隨同伴奏。然後是囝婿(女婿)聯軸彩(一副對聯、一幅橫幅)、藍亭(囝婿亭)及“囝婿吹”(即八音吹,計有笛子、二弦、木魚、狗叫鑼等8樣樂器),接是穿插眾多親友贈送的軸(輓幛)及鑼鼓樂隊。軸以長棍支撐後請人手持游街,後來改為聘請三輪車,將軸安插在車上,左右各一幅,到最後是將所有的軸一一掛在羅哩(卡車)上,方便多了。囝婿聯軸彩、藍亭及囝婿八音吹,均是女婿出錢訂制或向殯儀公司租借的,在以前得花費40元。

最後是孝子吹(八音,8或6名樂手,穿白色長衫,戴草帽)、白亭、魂身轎及棺罩。白亭就是香亭(內放香爐),倘若要供奉逝者,香爐內的灰就換上墓土,不供奉就放在墓一旁。魂身轎是供紙制的魂身乘坐。華麗的棺罩呈八角形,其內是棺材,由人們抬動游街。

劉金龍說,囝婿亭和白亭的花卉是以紙做的,淋到雨就得換過,不然可以耐用10次。而棺罩的花卉等物則以絹綢布料所制,可以耐很久。棺材之後是孝眷及眾親友的送殯者,之後還有一隊叫做“押後吹”的樂隊,此樂隊乃有錢人家才會有,是以一枝嗩吶、二弦、狗叫鑼及一面小鼓(或僅是一對嗩吶)組成。送殯者听到此悲哀的樂聲,一般都會哭泣。

如果是有“點主”的,點主官身披紅綾坐在車子里,在墓地點主時,得奏起點主吹(八音),據說鼓吹一響,妖魔就會逃跑。

劉金龍口述的檳城早期出殯行列可謂十分珍貴。他說的白鑼,應該就是太平的“姓氏鑼”。另一方面,他說的出殯行列以紅燈彩在前,白燈彩在後也很不一樣。根據個人調查,通常都是白燈彩在前,紅燈彩在後。當“返主”時,才以紅燈彩在前,白燈彩在後,沿來路又吹吹打打回喪家去。

(星洲日報/田野行腳‧李永球)20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