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與4的吉凶

一般的高楼都不设“4”号的楼层,图为14号的楼层被改为13A。

台灣朋友葉先秦君在面子書捎來一封訊息,謂一位馬來西亞女性朋友問他一個問題,他轉發給我,希望我能幫忙解答,問題如下︰

“想為老爸慶祝70大壽,但華人習俗卻認為男人忌10,而選9,請問該慶祝69歲生日嗎?為何79是大壽?”她是砂拉越詩巫人,祖籍福州。

福建民間的確有逢“9”而做“10”的壽誕習俗。比如59歲就做60大壽,69歲就做70大壽,79歲就做80大壽等等。但那不是忌“10”,而是忌“9”,民間習俗里,9是不祥的,所以,逢9就做“10”歲數的誕辰,這樣就表示今年不是逢“9”之歲數,已經度過不祥的“9”歲數,以趨吉避凶。

《福州鄉土文化匯編》里就記錄了福州民俗對“9”的忌諱。正月廿九是福州人特有的“拗九節”,又叫孝九節、送窮節。此俗源自目連救母的傳說:目連之母坐牢,他經常送飯給母親,卻給獄卒扣留吃掉,他想了一個辦法,將荸薺、花生、桂圓、紅棗、紅糖等混合煮成稀飯,上面撒上黑芝麻,獄卒看見黑黝黝的東西問是什麼?他說是“拗垢粥”(垢與九諧音,福州話的拗垢就是骯髒之意),獄卒信以為真,這拗九粥才送到其母手上。目連母親入牢時,恰好是29歲,于是福州人歲數逢9就犯忌,認為“9”是厄難的歲月,凡父母長輩年紀逢9或暗九(9的倍數),做晚輩的,特別是出嫁的女兒,須向長輩“送九”(除送拗九粥外,有的還得加送豬蹄、太平面等等),為他們消災延壽,以表孝心,俗稱孝節。古時福州人還有“窮九”的看法,即逢9必窮,于是利用拗九節這天,打掃室內塵穢,送窮迎富,所以又叫做“送窮節”。

另外,該書也記載了福州人壽慶習俗。福州人慶壽與全中國大同小異,男60大壽,女50大壽,不過福州人是男慶9,女慶10:男人60大壽,必須提早59歲那年做,否則不吉利。

這些資料顯現,福州人是以“9”為不祥,男人逢9的歲數就做“10”的壽慶。上述福州朋友卻相反而說“華人習俗卻認為男人忌10,而選9,請問該慶祝69歲生日嗎?”她誤以為是忌10,打算其父今年70歲時,倒做“69”大壽,真令人費解!這里建議,倘若其父今年70歲,那可以老老實實地做70壽慶,沒有忌諱;設使其父今年是69歲,那麼她可以在今年為父親做“70”壽慶,那是民間的“逢9做10”之俗。

近年來,華人社會對“4”非常避忌,各地多處的高樓大廈里都不設4、14、24、34……樓層,所以電梯里有3樓、5樓,4樓多以3A替代。因4諧音“死”,所以成為華人民間的大忌。近日報載WWW車牌競標中,華人對“4”不再避而遠之,相反的以逾萬高價投標。4、44、444、4444,4組號碼中,4號由查林阿都阿茲以5萬5千得標,44號得主是黃美珍(譯音)以2萬得標,林福源(譯音)以4萬競標得444號,4444號則是陳文清(譯音)以1萬投獲。

上述顯見華人不避忌4,此為可喜現象。畢竟諧音的東西可以玩玩,無需當真,對它認真只會妨礙自己。其實民間方言里頭,4除了諧音“死”,也諧音“喜”啊。它的諧音是凶或吉,全憑閣下自己的斷定!

(星洲日報/田野行腳‧图文:李永球)2012.6.17

陳六使與李光耀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斬釘截鐵地說,南洋大學是東南亞第一所華文大學,在東南亞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國的果樹,既無法在新加坡成長,也不可能在東南亞任何國家容身,一開始它就注定失敗。

南洋大學由陳六使帶頭在新加坡創辦,馬新各國華人出錢出力,新加坡福建會館更捐獻523英畝地作大學校址,終在1956年開學,1958年校舍落成開幕,可見華人對南大寄予厚望。南大只維持了25年,1980年被新加坡政府關閉了。李光耀說“自南大與新大合並後,東南亞再也沒開辦過任何華文大學。”

不知他真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泰國在2004年開辦了勿洞中文大學,怎麼說東南亞沒再開辦華文大學呢?李光耀一直強調南大注定失敗,因為第一、在馬來人的海洋里,是沒辦法容得下一所純粹培養華文精英的大學;二、南大親共,英美會從中破壞;第三、學生只靠馬新華校生,為了維持新生人數,南大只好降低收生標準,學術水平急劇下降;第四、人民行動黨不能接受華文必須是南大教學的主要媒介語。

第一項的原因,東南亞國家對華文教育的排斥,始于日本統治時代,在日本惡意灌輸排華思想下,東南亞國家開始排斥華人及華文教育。可是近年來這些情況已經改觀,東南亞國家不僅鼓勵華文教育,泰國更有中文大學,連我國的南方學院也將升格為大學。馬來同胞更將孩子送到華校念書,馬來海洋已經深懂教育的百花齊放對國家有好處,可憐李光耀還停留在日據時代的思想意識里!

第二原因,南大的親共是眾所周知的,經過新國政府逮捕了多名師生,晚期的南大左派勢力幾乎消失殆盡,只要再將左派教師撤換為台灣反共教師,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原因,降低收生水平來維持新生人數當然不可取,不過我國有很多中文教育學生,新生來源應該不是大問題。

第四原因,這個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行動黨政府不能接受華文為教學主要媒介語。

一個國家在教育方面倘若提倡百花齊放,即容納中文、淡米爾文、馬來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教育體系,這個國家的前途肯定較單一語文的來得有希望。

南大理事會在1980年與新國政府討論時,接受南大與新大合並。其實,南大乃華社民間出錢出力,義賣義做來興辦的。理事會不應該接受合並改為南洋理工學院,而應將南大解散,將學校還給華社,校地還給福建會館。至于南洋理工學院,應由新國政府自己去創辦。

李光耀說看不起陳六使的言行不一致,一方面捍衛華文,一方面將孩子送到英校讀書。這種情況在英殖民時代很普遍,因為陳六使沒受教育,在崇尚英文的新加坡難于登上高層社會,故讓孩子讀英校是當年許多華人普遍的作法,希望懂得英文的孩子可以協助他的生意與交際。可是陳六使與孩子們都講福建話,這種情況好過李光耀的父母,不僅將孩子送到英校,更與孩子們講英語,結果孩子們連方言也不會說。與陳六使相反的,是李光耀一方面捍衛華教(將孩子們送到華校),另一方面卻將南大給關閉了,也是言行不一致啊!

陳六使創辦南大有功,他卻因此而被新國政府褫奪新加坡公民權,辦學乃百年樹人的好事,做好事沒好報,真的冤枉!李光耀看不起的陳六使,在北馬民間偏偏有人以五、六十年代的陳姓人物編成一首歌謠(順口溜),歌頌他們的豐功偉績︰“喝起喝落陳修信,要捉要放陳仁慶,哭爸哭母陳同同,脫衫脫褲陳惠珍,反東反西陳志勤,出錢出力陳六使,山頂山王陳仔平,海底海王陳番城。”陳六使因為發起創辦南洋大學出錢出力而萬古流芳。陳六使與李光耀,我選擇愛陳六使一萬年!

(星洲日報/田野行腳‧文:李永球)2012。6.10

福建人聯營的鹹魚店

振昌行账单上的双鱼商标,中文字是已故苏昭祥的遗墨

苏自立硕士掌管振昌行咸鱼店

余添福在振昌行咸鱼店已经五十四个年头

一位从中国南来的老先生说,当年南来打拼时省吃俭用,吃方面非常节俭。每天配饭的只是咸鱼。午餐有几尾咸鱼配白粥,他只吸取咸鱼的咸汁,再扒几口白粥,如此直到白粥吃完为止,咸鱼则一口都没咬到。晚餐时吃白饭,那时候才将白天吸了咸汁的咸鱼吃完,天天如此。每当讲到伤心处,他总是老泪纵横,如今,他事业成功,家财万贯。可是有谁知道他背后的辛酸呢?昔年华人南来多是靠勤劳打拼而成功,并非不择手段以欺诈来致富。

咸鱼,一直以来均是各民族配饭的主要食物。而咸鱼行业几乎由福建人垄断。就以怡保客粤人士居多的地方来说,那里的咸鱼店也是属于福建人的天下,只要走进咸鱼店那一条街,听到的均是福建话。

太平振昌公司,就是一间传统的福建人联营咸鱼店,大约创办于二次大战前的30年代,迄今70余年历史。首批股东是苏昭赞、蔡淡水、叶天财、余文运。后来苏昭赞的股份转给苏昭祥,以及加进一名股东陈坤宝。而店里的财副(书记)先后是陈荣伟、陈心隆、欧阳进,当欧阳进进到公司工作时,股东及财副的名字中,凑巧组成“招财进宝”,招指苏昭祥,进是欧阳进,财乃叶天财,宝为陈坤宝。

股东之苏昭赞及昭祥兄弟,从中国福建南安洪濑南来,昭祥原为成衣店老板,其兄身体不适叫他到店里帮忙。余文运负责外交,专到外地如印尼棉兰等地买货,其他股东负责店里零售生意。余氏生于我国,但在年轻时到中国家乡福建南安诗山结婚娶妻,旋后回到我国创立事业,又再到中国将妻儿带到我国长居。目前其子余添福也是股东之一,他18岁就在店里帮忙,迄今已经54个年头了。

现在股东尚有5名,以苏昭祥的儿子苏自立居大股份。自立乃新加坡前南洋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曾经在霹雳班台及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当教员,后再到英国念石油化学硕士。1978年毕业回国,在首都某外资公司当执行人员,曾被派到丹麦及德国受训。1982年父亲身体不适,就遵父命来到振昌公司管理生意,一直到今天。198881日,其父亲将公司改组为“振昌行有限公司”,并设计了“双鱼”包围CCH(振昌行)之商标,寓意公司股东职员团结不分。苏自立以一名硕士身份来掌管一间咸鱼店,他自嘲是“咸鱼翻生”,但他觉得写意满足,生活逍遥自在。

咸鱼店买的东西以咸鱼,虾米、江鱼仔、鱿鱼干、蚝干等海产类为主,也包括生货的洋葱、葱珠(小葱)、蒜头、马铃薯等等,还有香料的咖哩粉、丁香、八角、南巴子等等,谷类之绿豆、红豆、沙古米等,干料的金针、木耳、腐竹等,以及杂货之罐头、塑料袋、肥皂、峇拉煎、味精、茶叶等,众多货品不胜枚举。

苏自立说,公司账目由“财副”来整理,做出来的账是传统华人的“四脚账”,当改组为有限公司后,就由现代的会计公司处理公司账目了。以前的咸鱼店常见到咸鱼生蛆虫,为何现在的不见蛆虫呢?余添福说,现在的咸鱼全收藏在冷冻库,可耐久不腐,也避免苍蝇下蛋而生蛆虫,他们拥有自己的冷冻库及栈房。

星洲日报·文化空间·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12.6.3

“二四五都”之謎

 

       倘若大家有注意的话,祖籍福建的人士在报章刊登《讣告》,有部分在写出祖籍地时,会有“二四五都”之地名,比如“福建南安二四五都”。我已经注意这种地名很久,发现南马及北马太平曾经出现过。至于这个“二四五都”是什么地名呢?则众说纷纭。

        最近太平有一家刊登在《星洲日报·大霹雳》的“郑门严亚娇老太夫人”讣告就有“福建南安二四五都”之地名,其子郑应梦君为我所认识,特地向他请教,他说根据其已故父亲的说法,“二四五都”就是位于二十四都及二十五都之间的地方,故取“二四五都”之地名,而其祖籍地是南安溪美。

        然而,曾经访问过一位坟墓建筑匠黄亚九先生,他说,福建人的地名凡有“九”的,诸如“九都”、“十九都”、“廿九都”、“卅九都”等,在墓碑上就镌刻“四五”代替“九”,比如“九都”就镌刻“四五都”,余者依此类推,所以“二四五都”即为“廿九都”。他说避讳“九”,乃因为广府人出洋时,皆从澳门(Macau)乘船出海,故广府人也被称为“马九人”(Macau),因此福建人就避讳“九”,以免被误作广府人。

        个人不同意黄君之说,觉得此说有点牵强附会。民间风俗认为“九”数不祥由来已久,早就对“九”有忌讳,并不是因为广府“马九”之故。

        现在,上述的“二四五都”到底是指“廿四及廿五之间”的地方?还是指因为避讳的“廿九都”?

    为此,特地上中国网站搜索“二四五都”,原来去年有个马来西亚华人周金水先生到福建南安寻找这个地方,其已故父亲生前只告诉他家乡的这个地名,可是找了多天都没消息,后来南安官桥派出所所长陈泉斌协助,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这个地方,最后证实南安之前并没有叫“二四五都”的地方,历史上曾有二十四都二十五都,分别在今天的南安眉山乡和省新镇。陈泉斌跟两地派出所联系后,眉山派出所传来消息,在眉山乡靠近省新镇的地方,有个村庄都是姓周的,很有可能就是周金水的老家。周金水最后终于在眉山乡山后村找到了祖籍家乡。

    另外,中国一个叫“金淘社区”网站里,有人列出南安的廿二个乡镇在古代的隶属区域:溪美镇在明、清两朝分别隶属南安县二十二、三十、三十一、三十二都。可见溪美镇不属于廿四或廿五都之间,也不属于廿九都。而眉山乡在明、清隶属南安县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依此推测,眉山乡在历史上曾经被归编为廿四及廿五都,所以才会有二四五都之地名,我的解读眉山乡曾经是廿四都及廿五都,故有二四五都之地名,而不是因为位于廿四及廿五都之间而得名

       上述中国新一代说“证实南安之前并没有叫‘二四五都’的地方”,那是他们已经不清楚民间地名的知识了。二四五都的地名仅在民间流传,官方并没采用,如此并不代表没此地名啊。回到问题的原点,又称二四五都的南安溪美地方,就是在廿四及廿五都之间吗?我一时也糊涂了,小弟不才,冀望专家学者们赐教了!

(星洲日报·田野行脚·图文:李永球)201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