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太平

(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年)人物之一)
孙中山(1866-1925)中国的革命现行者。名文,字逸仙,后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客家人。祖父原籍惠州紫金县。
1866年11月12日诞生。1892年在香港西药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后,遂于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等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确定 “ 驱除鞑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 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宣传革命,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终于推倒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并任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中山南来宣扬革命,曾到过太平。而太平的同盟会,乃由外地来的陈楚楠与邓泽如成立于1906年,本地人士加入会员者计有陆文辉、陈志安、林幸福、林地基等。中山在太平,受到何祺玉、陆文祝、柯水金、苏逢春等人款待。曾住于陆氏位于新港门八英里处的独立式房屋里。他赠送一张上有百余名同盟会同志签名及盖章的黄布与何氏,日军南侵之际,何氏之子金生,将黄布连同孙氏在太平活动的照片全化为乌有。
孙中山在太平时,也曾与革命同志一起在惠州会馆、粤东古庙等地合照,可惜这些图片都找不到了。
在太平的时期,据说中山与陈粹芬一齐住在亚三古邦的赛未汉路(Jalan Syed Burhan)8-A号独立洋房里,主人为陈继祖。
陈粹芬(1873-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香港,因排行第四,人称四姑娘。1892年间在香港认识中山,立志与他投身革命,两人因此结为伴侣。曾随同他流离转徙,以妻子的名分掩护及照顾他的起居。她与中山虽没正式结为夫妇,但被孙家人承认为妻,称其为 “ 南洋婆 ” ,死后归葬于祖坟。
民国成立后,粹芬与中山分手,1914年她只身南渡马来亚,居于太平上述洋房里。收了一名养女苏仲英(后改名孙仲英),于本市华校念书,且聘请一位叫钟观福的老师为家庭教师,教授英文。后来,中山的元配卢慕贞把她俩接到澳门住。
由于清末时期的霹雳怡保尽为康有为保皇会的势力,迨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人到霹雳,广招同盟会会员,汪氏能言善道,终于把保皇会排挤出局,并获陈继祖之妹璧君以身相许,结为夫妇,他们曾住在上述洋房一段日子。
本市火葬场有一道路名为 “ Jalan Panglima ”,华人俗称 “ 中山路 ”,相信与孙氏在太平有关系。至于保谷亚三(Pokok Assam)新村内的“中山路”(Jalan Chong Son),则于50年代,该村民选地方议会成立后,由华人议员提议而命名纪念。

本篇资料提供者:
何金生(1924- )小商人,1989年4月,太平。
陈志超(1909-1997)退休校长,1994年3月17日,太平。

田野调查于1990年2月,太平。
本文曾刊载于《新明日报彩色周末》1994年10月8日,版2;
《南洋商报根》2000年5月21日,版D6。修订于2001年5月20日。
再修订于2007年9月2日。

义兴党魁苏亚松

峇东二关苏拿督庙

苏拿督神龛

庙外告示注明不可祭拜媳妇洋酒及水果。

(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年)人物之一)
苏亚松(So Ah Chiang ?-1865)霹雳太平义兴党(属洪门天地会)党魁,马来社会的英雄人物、华人社会的拿督公(神明)。原籍广东惠州(客家人)。或称苏松,通称亚松,马来社会通称Panglima Ah Chong(亚松英雄)。人们通常根据文献上的So Ah Chiang,而把其中文名字讹译为 “ 苏亚昌” 。 “ 苏松 ” 之名字与 “ 客家 ” 籍贯,我是从峇东(Matang)人士温文普(1910-1998)口中问到的。
19世纪中叶,拉律(太平)发现了藏量丰饶的锡米。于是,数不清的槟城华人苦力蜂拥而来。在吉辇包,由郑景贵为首的海山党人经营锡矿;另一边的新吉辇,则为惠州客家人的义兴党之地盘,首领即苏亚松。两个会党关系一向不佳。
终于,两党的紧张关系在1861年7月爆发了第一次 “ 拉律暴乱 ”。海山党首先发动骚乱,他们毁坏了通向义兴矿场的水道,在格斗中杀死对方一人。同一晚,又发动两次突击及掠夺8间义兴党人的住屋。义兴党人数少,一时恐惧万分,纷纷逃向拉律村向端赛益(Tuan Syed。又名赛益莫哈末达益Shaik Mohamed Taib。他是一名酋长,每逢土酋雅依不拉欣不在时,则代行治理政务)申诉,可是端赛益却站在海山党的一边,未采取行动改善局势。当时,槟榔屿副警监在李亚坤及其他人士陪同下,前往调查,发现600名义兴党人死也不敢回到矿场去,只得留在村中挨饿,又无住所,为况极惨。于是他肯定海山党人,是在端赛益的默许下,成为侵犯者。义兴党遂向英国当局求助,总督卡夫纳上校(Colonel Cavenagh) 下令派遣一艘战船封锁霹雳沿岸,要求赔偿1万7千4百47元。由于苏丹佳阿法(Sultan Ja’afar)无法交纳,遂向土酋雅依不拉欣施压,要他于1862年5月付出此笔赔偿金。雅依不欣因而获得贵族土酋(Orang Kaya Mantri)的头衔,且被承认为拉律统治者。纠纷解决后,义兴党人获准回返新吉辇的矿场去。
1865年6月间,在吉辇包的一间赌馆内,一个义兴党惠州人与一个海山党党徒发生口角,两党乃爆发第二次 “ 拉律暴乱 ”。这次又是海山党先挑动械斗。他们以轻微的借口,进攻惠州人。那位海山党党徒与惠州人口角后,将后者痛打一顿,还宣称要杀死所有惠州人。当时村中有十家惠州人,面临此危险而大感恐慌,逃命中不幸其中14人被抓住,翌日早晨,他们被拷打一番后,再被以削尖的竹管刺入颈项,渗出的鲜血从另一端滴出,用来染红海山党的旗帜。不过却有一名死里逃生者跑回新吉辇,向同党人诉求惨烈经历,于是义兴党人怒火中烧,纷纷出动,遇到海山党人便抓便杀,一直向吉辇包挺进。就在这危急关头,土酋雅依不拉欣所派出的一大队马来人正好抵步,海山党人转败为胜,义兴党人弃甲而逃。苏亚松就在这些逃难者当中,他们取道瓜拉古楼(Kuala Kurau)逃往槟城,他的膝部受伤,在抵达瓜拉古楼时,当地的一位拿督遵照土酋先前发出的命令,将他们捆绑起来,押往乌绒东博(Ujong Tombok)交与土酋。这时候,陈亚炎以义侠的姿态向土酋说情(据他十年后透露,当时他甚至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为苏亚松赎身),可是土酋态度坚决,不允所求。亚松与另两人终于次日在峇东的直落哥东(Teluk Kertang。华人俗称 “ 二关 ”)遭处死。当陈亚炎听说苏亚松的妻子和孩子及另一名妇女(遭处决的周瑞宝的妻子)将被遣离拉律时,他再度表现出豪侠的精神告诫土酋,如果他们被送到外地去,本区内所有华人将群起作乱。最后她们幸获槟城一名警官所救。苏亚松死后,义兴党的首领位子由槟城的财主何义寿坐上。
亚松死后,给峇东华人民间遗留下的,是关于他种种悲愤又神奇的传说,目前,这个传说故事尚在盛传:
相传百余年前,苏松从中国南来峇东后,在当地务农。某日,获得一头老山猪将修练多年而成的宝物——山猪链(民间相传野兽修练得道,会拥有一种超能力的宝物)相赠予苏松。他把宝物藏在剖开的左腿肉里,伤口自动吻合。从此以后,就具有刀枪不入的种种神通力量。不久,苏松竟干起劫富济贫的抢劫行为,所得财物分济穷人,使他成为百姓们所敬佩的英雄人物。然而,却因此导致英政府对他的咬牙切齿。有一天,英警官终于逮捕到他归案,并判以死刑。可是却出现种种奇迹,无论是枪杀、溺水、刺割都丝毫无损。最后,其妻不忍心他遭受残酷的刑罚,而向英警官透露了乃宝物护身之故。可恶的警官竟萌起夺取山猪链的坏主意,乃逼他剖开腿肉,突然,“ 嗖 ” 的一声,山猪链在取出时,飞落河里去,英警官美梦成空,大怒之下开枪打死了他。死后的苏松幻变成鳄鱼,兴风作浪与英政府作对。为了安抚民心,英政府奉赐为 “ 拿督公 ”,受诏后他也就成为护港的神明了,百姓为其立庙奉祀。基于对洋人的憎恨不已,成为神后的苏松不受西洋祭品,相传以前曾有人敬以洋酒,瓶子竟然自动爆裂。
类似的劫富济贫,遇难后的阴魂不散,受诏为神的神话传说,在华人社会随手拈来就有数个。就如苏松的传说,只不过是另一翻版,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仇洋,仇视当政者的心态,不足为信。
在1970年《马来亚通报》驻太平记者潘雅柱君曾搜集苏松的资料,撰写了。他是向92岁的默罕默打益敏哈森、83岁的吴吉好及86岁的阿都拉曼敏哈芝默罕默,作口述资料整理,故事充满神奇,其中一段来自马来民间的传说略异。此文的真实性虽不高,却是最早的田野资料。该文没写出苏亚松的籍贯,并把名字讹译为“亚仲”,诚然美中不足。
该文说,Panglima Ah Chong (苏松)从中国南来峇东,为彭古鲁(酋长)那哈拉大哆罗那(Nahord Teronah)收为义子,他与彭古鲁之儿子默罕默哈森(Md. Hashim)情同手足,彭古鲁对他疼爱如己出。某日,他获得一条“山猪链”宝物,将之藏在左腿肉里,即成为拥有神通的异人,水火刀枪不能伤害,于是他成为当地华人领袖,排解纠纷,处事公平有理,颇得众人信服。但他看穿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野心,不愿效犬马之劳,出处与他们对立,导致英国人视其为眼中钉。当时适值拉律两个华人公司为争水源而械斗,亚松调解平熄战火,后又起械斗,一班人又到峇东请苏松调解,不幸到峇东时与当地人误会,使到局势更加混乱,一发不可收拾。县官哈芝弄佳亚发(Menteri Hj. Long Bin Jaafar)亦逃避他处。后来,当地政府受到英政府施压而发令逮捕亚松归案。但没有人能够捉到他。霹雳州苏丹最后要彭古鲁出面劝义子亚松投降,投降后政府下令将他处死,彭古鲁不敢违反苏丹的命令,伤心地带他到双溪浪(Sungai Lang)港口,准备将其溺毙。但在大藤篮上绑一条长绳,告诉他说如尚未死即拉动绳子示意,在山猪链的保护下,雨天一夜过去,将藤篮吊上来时,苏松活着。最后,亚松为了不使义父为难,决定了结生命,他要求义父好好看待其妻及女儿,并说他死后葬在陆地会变老虎,葬在海中将变鳄鱼。说完取出腿肉里的山猪链,往海一跳即变成一只巨鳄,破浪而去。从此,它大噬海人,结果触怒天公,在马干米打海岸处,被雷电所击毙。
上述荒诞的传说,当然缺乏史实根据。文中提到的华人械斗,也就是历史上的 “ 拉律暴乱 ”,史书上找不到一位叫Panglima Ah Chong(彭里马亚松)的峇东华人领袖及调解人,显然此说为附会的。
历史上,真的是有Panglima Ah Chong(即苏松、苏拿督公)这位人物,只不过已被附会了种种神奇又不确实的传说。我倒以为史书上的So Ah Chiang与被神话了的Panglima Ah Chong,都是同一个人,他们皆是苏亚松名字的不同译音。见一下论点:
1. So Ah Chiang与Panglima Ah Chong,同样遭遇被马来统治者处死于峇东的下场;
2. 当时华人人名出现不同的译音,乃司空见惯之事。如海山党的首领郑景贵,就有Chang Kang Quee、Chung Keng Kwee、Cheang Keng Kwee、Chang Ah Kwi之不同译音;潮州义兴之领袖许武安,也有Khaw Boo-aun、Kho Boo An、Boay An之不同译音。推度So Ah Chiang与(Panglima)Ah Chong是苏亚松的不同译音,是站得住脚的;
3. 民间传说苏亚松定居峇东,被彭古鲁收为义子,乃峇东华人领袖,调解帮派械斗,被英政府发令逮捕,被义父劝降等等。皆为牵强附会之说,缺乏有力的证明。
苏亚松的被土酋杀害,英勇就义获得了马来与华人社会的尊崇。马来社会尊为Panglima Ah Chong(亚松英雄),其生平曾被编成马来白话据。华人则在峇东二关建立 “ 苏蓝卓(拿督)庙 ” 供奉他,庙中神位写 “ 苏篮卓公 ”,通称 “ 苏篮卓 ”。庙宇原本简陋,直到1982年,在一批善信捐输下,方建起美观的庙堂。他升格为神后,相传十分灵验,深受沿海一带居民崇尚,在霹雳沿海的乌绒峇东(Ujong Matang,俗称峇东菜园)、班台(Pantai Remis)、大直弄(Kampung Pulau Pasir Hitam)等地,都有其分香小庙。 “ 篮卓 ”(规范译为拿督)即马来语Datuk的音译,义为 “ 圣地之灵 ”(Datuk Keramat)。有些类似中国的土地神。
为了纪念英勇的苏亚松,本市第七横街被命名为 “ 亚松英雄路 ”(Jalan Panglima Ah Chong)。是人也是神的亚松,是所有以街道命名人物之中,最传奇性的一位。

本篇资料田野调查于1986年5月、1992年7月,太平与峇东。拙文《苏亚松事迹初探》曾刊载于《愿景》文化季刊第8期,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出版,2001年4月,页51-53。

马新华人戒牛风俗——李桃李(李永球)

一位曾在英国华人餐馆当厨师的友人说:“凡有年青的华人顾客嘱咐食物中勿参牛肉,百份之百的肯定,他不是来自马来西亚,即是新加坡人了。”他的这番话,引起我撰写本文的动机—为什么全世界的华人都吃牛肉,唯马新多数的华人戒牛?
不知大家可注意到吗?马新的华人是世界上唯一不吃牛肉的华人群体。从马新的中餐馆不卖牛肉肴,华人的不烤牛肉沙爹等客观现象中可见一斑。他们的戒牛风俗观念源自中国,然而,今日的中、台、港及海外华人社会,不吃牛肉的观念已谈薄得近乎消失,所以在当地的市场上到处可见牛肉、牛排、牛肚面、牛肉脯及以牛肉煮成的各式牛肉佳肴的售卖。
为什么全世界的华人都吃牛肉,唯独马新多数的华人戒牛?
追溯华人茹牛肉的历史,远在周代的数千年前即有。牛在古代饲养不普遍,又是农业生产的工具,故受帝王的青睐,捧得高高在上。
牛、羊、猪三牲合称“太牢”,这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与宴飨所具备。《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少牢只是羊和猪。
华人为什么不吃牛肉?山根勇藏在《台湾民俗风物杂记》里研究台湾人的戒牛风俗,指出源自两种观念。其一,是天下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平民百姓当然更不能用太牢来祭祀,故吃牛肉的机会少之又少,基于这个缘故,不吃牛肉也成多年习惯;其二,牛负责农耕,担任牵挽的重责,为人类尽力服务,功劳很大,观念上不忍故乱屠杀食用。
于是乎,华人开始从吃牛肉逐渐步入戒牛的风俗观念上。直到近百年来中国面对许多天灾人祸,人们在饥荒中只顾填饱肚子,或在太平盛世的富裕时代,又为尝尽各种美味而破俗茹牛。随着环境的变迁,时势的嬗变,华人对牛的观念也随波逐流的吃了又戒,戒了又解。
为何戒牛古俗在中国及海外华人社会式微之际,我国及新加坡还盛行不衰?
探讨这个趣味的民俗事象,还须从以下五个因素下手:(1)政治与社会原因、(2)传统情愫、(3)宗教观念、(4)善书劝戒、(5)迷信与疾病原因。

(1) 政治与社会原因
“戒牛观念起源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禁止民间用 “太牢”的政治原因,加上宰杀牛只,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社会原因。
(2) 传统情愫
传统观念认为猪不劳动,吃了无妨不感内疚,牛要下田劳动,又要远驮载物,吃的是草,挤出是奶还可供食用,吃它实在残忍。这不正是咱华族特有的感恩仁慈精神吗?因此戒牛也可称为“敬牛”。
戒牛古俗之传入我国,请教了老前辈,咸认为上述的感恩精神为主要因素。
(3) 宗教观念
中国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戒律中没有提及不可以牛肉,民间的道教派别,基于老子(太上老君)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而戒吃牛肉。民间信仰里, 戒茹牛肉是信奉观世音的象征,这种观念源自福建的闽南人社会,当他们南来后,也向本邦各籍华人传播“拜观音戒吃牛肉”之说。
(4) 善书劝戒
道教及民间秘密宗教印刷的大量劝善书,胥劝戒世人不可宰杀牛。一本清光绪庚辰(1880年)年由守经堂出版的《观音救劫劝善文》:“……五收谷米来抛弃,六收灭像与欺神,七收宰杀牛和犬,八收升斗不平均……”;北京天华馆于1869年印发的《三圣经直讲》(太上感应篇、文圣阴骘文及武圣觉世经)中的阴骘文和觉世经亦云:“勿宰耕牛”、“宰杀牛犬”遭受恶报之说,书中虽没劝人戒茹牛肉,既然戒杀,也就吃不成了。
这类善书有许多是人社撰的,也有一些经扶鸾写出,内容千篇一律劝人行忠孝节义诸善。据善书的解释,牛耕田,犬守夜,理当畜养,勿为贪口腹微利而加以宰杀。
(5)迷信与疾病原因
马新华裔一般上相当迷信,在运气不佳,财气不旺时,往往爱问神算命,乩童或相师有时会劝他们别吃牛肉,以避免破财坏运。
另一方面,有些华人也相信患上牛皮癣者须戒吃牛肉,免癣症复发。
上述五个因素,到底是那些延续了戒牛观念在马新华人社会的生命?因素有三,最主要的为“拜观音戒吃牛肉”的福建人宗教观念;其次是感恩回报耕牛劳苦之传统情愫;最后就是避免破财坏运的迷信原因。
南来的各籍贯华裔中,以福建人最戒茹牛肉,戒牛观念也是由他们从中国传播至马新各地。他们带来了许多古中华文化习俗,敬牛观念是其一。在闽南的农村,牛是受到尊敬的,当一头牛年迈至不能工作,可不是被推进屠场,而是赡养至死,以回报一生劳苦之情。
“拜观音戒吃牛肉”在闽南的形成,相信与印度教育有巨大的关系。
据《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书里,一篇由杨钦章撰写的《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指出,南印度人于元代,来福建泉州进行海上贸易时,将印度教传入泉州。目前出土了印度教寺庙的大量残柱断石及神像,其中在晋江市池店旧街,有一“兴济亭”,龛上是尊印度教的破坏神湿婆的“舞王相”(Nataraja),当地村民一直坚持认定此神像为观音菩萨。
众所周知印度教严禁吃牛肉的宗教。这一戒律随印度教传入泉州,拜湿婆禁吃牛肉。湿婆被当作观音拜,那么拜观音亦当然得戒牛了。
在马新,不吃牛肉以福建及同属闽南文化的潮州人为主。闽、潮人聚集的北马、东海岸、马六甲、中马部分地区、南马、沿海一带及新加坡,鲜少见到牛肉熟食店摊。
虽然有部分传统观念较淡薄的人士解戒吃牛,但是马新两地的华人群体,还是中华戒牛风俗观的最后堡垒。
固然今日农业发达不用耕牛,或因牛肉来自现代化农场的肉用牛,不过,不吃牛肉已成马新大部分华裔的习惯。几千年的情愫,几千年的忠心伙伴,悠久的传统观念,不是说吃就吃得下的。

发表于:《南洋商报•新视野》1994年8月15-16日;《南洋商报•新视野》1997年2月5日。

五月端午談粽子

广府豆粽

广府豆粽

娘惹粽藍中帶白,幾片香草葉使到香氣滿溢。

碱粽


上週談及端午節的習俗,從中可以瞭解這個節日主要是要我們注意健康,環境衛生,消除暑熱,避開疫病。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是我國各籍貫的粽子。
眾所周知,端午節的應節食品就是大家熟悉的粽子。《荊楚歲時記》載:“夏至節日食粽。”可見粽子本是夏至節日的食品,後來夏至習俗逐漸式微,被端午節吸收,因此形成了端午節食粽。《本草綱目•谷部四》:“古人以菰蘆葉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櫚葉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為節物,相饋送。”另外,古時候纏粽子的線是五色絲,粽子的形狀為四角形,與中心合成五方,顯見與五行五方觀念息息相關。我國纏粽子的繩子,早期是採用中國進口來的“鹹草索”,這種植物繩只要經熱水煮一下,會很有韌性不易斷,也有人採用香蕉樹絲做成的繩子。取植物繩子纏粽煮熟,對健康無害,但80年代開始人們多採用塑料繩纏粽,經過長時間的蒸煮,塑料繩釋放的化學物質應該對健康不好!
鹼粽——或稱鹼水粽、梔粽。採用糯米浸水,加上黃梔(梔子,中藥)泡水染成黃色,再放少許鹼水防腐。可是目前所見卻是完全採用鹼水,不用黃梔染色,而且都是化學鹼水,危害人體內臟,吃多有害。古早的人自己做植物鹼水,他們取樹木燒成的灰燼浸水,待澄清後上面清潔的即成了鹼水。最好的是“榴槤鹼”,那是早期移民我國的華人所發明,以榴槤果殼燒成灰燼泡浸而成,鹼水帶榴槤味,做成的鹼粽具有榴槤香味,別具特色。一般的鹼粽味淡,必須蘸吃,通常是蘸白砂糖,也有煮黑糖醬來蘸,或本地加椰醬、馬六甲糖醬等等。現在也盛行有餡料的鹼粽,主要是紅豆甜餡,頗為可口,不需要蘸醬了。太平的潘才興先生說,五月初五將鹼粽晾乾收藏,可治濕熱輕微肚痛或瀉肚之症,將鹼粽煮黑糖湯服食可愈。
肉粽——以福建肉粽為代表,乃我國著名的粽子品種。國內多處的市場上每天都有人在生產售賣。成份是糯米、豬肉、香菇、蝦米等,糯米及豬肉先炒香,加上上述配料以粽葉包裹而成。經過長時間的煮,吃起來肉軟化糯米味香,令人食指大動。
豆粽——也叫廣府粽,是傳統的廣東粽子,成份是糯米、綠豆、豬肉等等。綠豆先煮熟,搗成稀爛加鹽,將上述材料包裹起來呈長方形或五角形。糯米不加黑醬油呈白色,口感是綠豆偏鹹,糯米偏淡,鹹淡交配令人有戀愛的感覺,如此美味是很棒的搭配。不過在吉隆坡吃到某家的豆粽,卻是糯米綠豆均鹹,彷彿有失戀的感覺,實在不是滋味!
至於客家粽和潮州粽,與肉粽大同小異,分別是客家粽偏向採用眉豆或梅菜,潮州粽則偏向採用花生。
娘惹粽——娘惹族群將傳統粽子本土化,演變為本地特色的粽子。材料是豬肉、香菇及冬瓜糖切成小碎塊,炒“閏巴”(馬來語Rempah的福建話音譯,香料),糯米則浸鹽水,加上椰漿(有些不放椰漿),再以藍花染色蒸煮而成。包裹時加進幾片斑斕香葉,使到粽子充滿香草味。南馬的娘惹粽多採用香菇碎,北馬則為花生碎。娘惹粽藍中帶白,口味是餡料偏甜糯米帶鹹,加上濃郁的香料味,令人癡迷不已!贊!
附:讀者梁達元君兩次來信收悉,將會陸續回復其問題,請稍安勿躁,感謝了。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23

我國端午節的習俗

菖蒲難尋,只好掛艾草。

泡浸了一年的拂喇,水已變黃色。

左為王太太做好的拂喇,右為她收藏了13年的午時水。


綜合中國端午節習俗,計有賽龍舟、包粽子、掛蒲艾、佩戴香包(以硃砂、雄黃及香氣中藥裝進香囊佩戴,可辟邪祛瘟及散發香味)、五毒兜(繡上虎、蠍、蜥蜴、蜘蛛、蜈蚣或壁虎、蟾蜍、蛇等5種毒蟲的肚兜給小孩穿,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來驅邪除病)及五毒索(朱索、五色絲、五彩縷等,綁在孩子手腕、腳腕或脖子上,祈求平安健康),張貼鍾馗、張天師像或端午符,飲藥酒、采百藥洗藥水浴、吃五毒饃等。
我國民間早期自中國帶過來的端午習俗,計有祭祖拜神、包粽子、掛蒲艾、采艾草、沖午時水及賽龍舟等,娘惹族群還將本土的“浸拂喇”與端午節結合在一起。
掛蒲艾因籍貫而有不同,通常是菖蒲、艾草、蒜仔、紅菜頭、山姜5種植物以紅線系之掛在門楣間;有些採用菖蒲、艾草及棕樹3種;有的是菖蒲、艾草及柚子葉。這些植物中以菖蒲及艾草為主,菖蒲葉子似劍,亦稱蒲劍,劍被道教視為驅邪寶物,蒲劍就具有了辟邪之效。不過掛蒲艾之俗,自上世紀90年代在我國逐漸消失,原因很多,主要是現代人不熱愛傳統習俗,另一方面菖蒲也難找,它長在水邊的地方。以前會有人栽種來售賣,漸漸少人栽種就十分難找了。潘才興(62歲)說,60年代期間,每逢端午節都會協助母親將菖蒲等植物綁作一串售賣,一把才賣一毛錢。他也說以前有人在端午節當天采艾葉晾乾,做成柱狀,腳關節疼痛時取一顆灸在患處可愈。
上述掛蒲艾及採集艾葉都有其道理,端午節接近夏至,是陽氣最盛之際,這時候藥草的藥性特強,采收起來最佳。而且它們均是中藥,芳香氣重,蟲子不吃,因此能夠除蟲防病。
端午節午時(中午11點到1點)水被民間視為“神水”。林亞明(70歲)說,當天午時取河水收存可以耐很久不會變質。溫鑽華說:“午時水,沖了會水(沖浴了人會變美)”、“飲午時水,無肥嘛會水(不胖也會美)”。王太太收了一瓶13年前的午時水,水質還是清澈良好,通常她會用在小孩輕微肚子痛或皮膚刺癢、生痱子等,以午時水加上水粉塗抹。
峇峇娘惹及很多華裔人家會選在這一天浸“拂喇”(馬來語Bedak的福建話音譯,通稱水粉),取五月初五的午時水,連同赤米(或稱占米,吃飯的米)浸在一個瓶子或甕裡密封起來。一般上是浸了一年才製成拂喇。若泡浸時間短,塗在面上則缺少冰涼的感覺及比較粗糙。王太太的拂喇泡浸到翌年的端午節才取出換洗,經過多次換水,直到沒臭味為止,洗好的那些米只要攪動就化成粉狀,然後以布瀝乾水份,弄成小塊狀,加上斑斕香葉或加上茉莉花晾乾收藏。用時只要取一小塊加上少許水混和成液體塗在面上即可。時間泡浸得愈久的拂喇,塗在面上則愈涼爽。
至於賽龍舟,多是官方主辦為多,檳城政府幾乎每年都有辦龍舟競渡。
縱觀我國各個端午節習俗,掛蒲艾幾乎煙消霧散,采艾草早就見不到,沖午時水很多人都不知曉,浸拂喇則愈來愈少見,人們寧願去買工廠製造的拂喇也不太願意自己做,僅有祭祖拜神及吃粽子尚盛行不衰,賽龍舟還可以在檳城見到。
個人建議華社及神廟方面可以配合,在端午節當天給善信綁上五色繩保平安,辟邪祛病,提倡掛鐘馗及張天師像,掛菖蒲艾草等等。我個人會掛鐘馗像,找不到菖蒲,只好掛艾草,沖午時水及喝午時水。其實最好是煮了艾草等藥湯倒進水池裡,讓全家都沐浴藥湯午時水。不僅符合衛生,也對身體消除熱毒有效。
端午節本來是個惡日毒日,但後來的演變則成為一個以毒攻毒的好日,尤其午時的水很好,午時做的藥物或東西很好,道教徒也相信午時畫的驅毒辟邪符很靈。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16

端午節的由來與傳說

五月五慶端午,不曾談過端午節的由來與習俗,今年心血來潮,在此班門弄斧了。
五月正值夏初時期,氣候轉變逐漸酷熱,蚊蟲病菌大量繁殖,傳染病開始滋生,在醫療及醫藥貧乏的古代,五月被視為“毒月”、“惡月”,五月初五更被當作“惡日”。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也被視為不祥,孟嘗君就是五月初五出生,其父要求其母親不能讓他出生,認為“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宋徽宗趙佶五月初五生,從小寄養在宮外等等。古代從先秦以後,就普遍視五月初五為不吉的惡日。
關於端午節的傳說,其中較為人們知曉的有:
一、紀念楚國屈原。屈原生於公元前340年,少年得志,在朝為官,秦國大使張儀使出離間計破壞屈原與楚王的關係,又破壞楚國與齊國的關係,使之斷絕邦交,屈原被貶,流放江南,這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詩與藝術詩篇。公元前278年,秦國攻破楚國,面對小人當道而國破家亡,屈原悲憤交集,於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羅江。傳說人們聽到愛國愛民的屈原自盡後,划船尋找他的屍體,卻尋不獲,於是有人將飯團食物等拋入江中餵魚蝦龍鱉,以免它們去吞噬屈原屍身,就這樣演變為端午節吃粽子,划龍舟的習俗。
二、紀念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時代吳國忠臣,原為楚國人,家族顯赫,孰料楚平王聽信奸臣讒言,於公元前522年,將他的父親及兄長殺死,為了報仇,伍子胥逃到吳國,且協助吳國攻破楚國,那時楚平王已死,伍子胥命令挖出其屍體,鞭屍300下來發泄仇恨。後來他多次進諫主張消滅越國,因此得罪吳王,最後被逼自殺,屍體被拋入錢塘江中。他死後10年,越王勾踐舉兵進攻吳國,終於併吞了吳國。傳說伍子胥的屍體被拋進錢塘江後,惹起陣陣怒濤,他因此化作了“濤神”,百姓們為了紀念富有遠見的忠臣伍子胥,每年五月初五舉辦競渡等一系列活動來祭祀他。
其餘的傳說,尚有紀念春秋晉國大臣介子推、廣西蒼梧太守陳臨、東漢時代救父投江的浙江孝女曹娥等等。這些傳說被人與端午節附會在一起,不是真正的由來。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端午節的起源有三:
一、起源於季候變化引起的原始信仰與巫術習俗。江紹原先生研究了《武陵競渡略》,認為武陵競渡是為了禳災祈福,划船保留巫師驅邪作法的巫術儀式,所有划船者都必須賦予法力,尤其領頭人等等。他的研究認為,端午節起源於原始信仰與巫術習俗。
二、起源於夏至與上古新年習俗。端午節又叫端陽節,端陽指陽氣極盛,時間上與夏至接近。《荊楚歲時記》載:“夏至節日食粽”。又《武陵競渡略》:“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划船賭賽”。《周易》也說蒼龍星座在夏至時升到正南方之中了,古代夏至之節不僅是殷歷的新年,夏至也在五月初五,後來曆法運算日益精密,夏至與端午分為兩個節日,不再是五月初五。因此,端午節賽龍舟,吃粽子原為夏至之俗。
三、起源於龍圖騰信仰。聞一多先生的《端午考》指出,端午節是從南方吳越地區傳播開來的祭祀龍圖騰的民俗節日,龍舟競渡與吃粽子,都和龍有關。(以上均參考孫正國著《端午節》)
端午節本與夏至節有關,那是陽氣最盛的時候,蟲子繁殖,病毒滋生,後來與夏至分開,並吸收夏至的習俗成為“惡日”節日。至於屈原、伍子胥及孝女曹娥等傳說是被後人附會上去的,在他們出生之前,中國大地早就過端午節了,這些傳說豐富了節日色彩,他們都是忠臣孝子的典範,中華文化最提倡忠孝仁義,端午節本是惡日節日,加進了忠孝元素,借節日傳播了忠孝思想。下週再與大家分享本地端午節的習俗。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09

政治講座會的粗話

大選期間,全國各地幾乎每一天都有各政黨舉辦的政治講座會,尤其在野黨的,更是吸引眾多人潮。而政治人物講得口沫橫飛,聲嘶力竭,就是為了希望群眾能夠投選他一票。
2000年之前,政治講座鮮少聽到有人罵粗話,近年來的風氣則是屢見不鮮,通常聽聞的可分為兩類,一是毒口(惡毒話),一是粗口(髒話)。
這裡先講個發生在五、六十年代群眾大會(政治講座會)上的真人真事。主人翁是已故蘇振興先生,這件事由他在上世紀90年代親口向我口述。
蘇君早年參與政治活動,曾經競選太平市議員,那時候的地方議會乃民選。他精通數種語文,在群眾大會上能言善道,為了諷刺敵對黨候選人不懂得馬來語,有一次,他在群眾大會上以福建話講了一個故事。故事說一個華人唐山阿伯,為了煮一道咖哩鹹魚骨,到一間友族同胞經營的鹹魚店買鹹魚骨,他以半鹹淡的福建話攙馬來話問老闆:“頭家啊,鹹魚骨ada kah?”(老闆,鹹魚骨有嗎?)老闆聽不懂福建話,一頭霧水地回答說:“tiada!”(沒有)。看到滿店都是鹹魚骨,可是老闆卻說沒有,他氣得受不了罵道:“肚懶!”(髒話:十分生氣)。這句話老闆可聽懂了,他高興地說:“ada,ada。”原來福建話的肚懶諧音馬來話的“tulang”(骨頭),於是就賣給了他,可謂皆大歡喜。台下的群眾被他的故事逗得爆笑如雷!
蘇君編造故事諷刺敵對黨人不懂得馬來話,可謂精彩絕倫,聰明之舉。那個年代,髒話是不被允許在政治講座出現的,但人身攻擊、詆毀的話則非常氾濫。
近年政治講座的毒口以廣府話的“撲街”、“鹹家鏟”最盛行。前者相當於華語的“倒霉”,後者相當於“全家死光光”的意思。
咒罵的話如果用在罵人,就是咒罵他個人或全家遭遇災禍,是缺乏口德的行為,不過倘若是用來罵一個組織或政黨,那就不同了。比如說,甲君是甲黨的,他罵乙黨撲街鹹家鏟,則含有咒罵乙黨大選時輸到很慘或通通輸到完之意。
而粗口則有很多,計有福建話的“肚懶”(怒火衝天、討厭。懶即男人的生殖器官)、“好曉”(不真實、欺騙,曉相當於華語的精液)、“干”(相當於華語的肏)、“扶卵脬”(拍馬屁);客家話的“茅麟用”(沒用的傢伙,麟即男人的生殖器官)、“吊”(肏);廣府話的“笨七”(笨蛋,七相當於華語的陽具)、“傻海”(傻瓜,海指女性的生殖器官)等等。
也聽到有人說“剁藍鳥”,福建話的藍鳥相當於華語的陽具,屬於名詞,雖然是粗俗些,但通常是在舉出某些宗教法律時才說此話,尚可接受!
無獨有偶,不僅政治講座會粗口滿天飛,近年電影裡的粗口也是屢見不鮮,這在上世紀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見電影政策的尺寸已經放寬,諸如英文的fuck、福建話的“干”等等,聽得我目瞪口呆!可是電影畢竟是在戲院裡放映,而且有年齡限制,這樣就無可厚非了。至於毒口在電影或連續劇裡更是不勝枚舉,幾乎有吵架的場面,肯定會有相互咒罵詆毀的戲份。
政治講座會當然可以講粗話,問題是,必須是兒童不在場的時候。其次,儘量避免詆毀、咒罵、人身攻擊的語氣來辱罵對方。“發乎情緒,止乎禮貌”,如果能夠以理服人,肯定會引來大家的尊重。偶爾,在一些適合的場合下,於關鍵時刻爆出一兩句粗話,則有畫龍點睛之妙,整個氣氛則會帶來生動傳神的效果,但不適宜全場不停地爆粗來發泄情緒。區區之見,願與大家共勉之!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6.02

合艾見聞錄

合艾“排屋”式骨灰龕。

地藏王菩薩塑像的骨灰龕。

合艾的水上市場。


數個月前,友人朱國源先生工作的工廠組織了員工泰南合艾旅遊團,他有個空缺邀我同行,既然免費吃住,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3輛旅遊巴士浩浩蕩蕩出發,首先參觀合艾一間購物廣場,此廣場在我國也有多間分行,便不想參觀。我注意到廣場後有一座佛寺,從遠處遙望到露天大佛矗立在高處,於是和朱君快步走去。佛寺共有兩座,一座屬於南傳泰佛寺,另一座乃北傳漢佛寺。我注意到泰佛寺附有許多骨灰龕,供善信逝世後放置骨灰,這些骨灰龕類似之前介紹過的吉蘭丹佛寺的類型,每一間骨灰龕裡除了放置逝者的骨灰,也有其遺像或塑有肖像,一些也是家族一起合供的龕厝。另外一種是泰國舍利塔型,分為“獨立”及“排屋”兩類,獨立式的又分獨立與半獨立,半獨立的屬夫婦合奉,而排屋式則為價格廉宜的選擇。
漢佛寺的骨灰龕設計較為華貴新穎,每個骨灰龕即是一尊地藏王菩薩,骨灰就放進菩薩塑像背後的洞穴裡,菩薩腳下設為墓碑,鐫刻逝者的資料。
接著,赴水上市場。導遊說,那是倣傚泰國曼谷水上市場而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原來曼谷的水上市場吸引了無數遊客,合艾也來個東施效顰,除了喜歡船上售賣的一些當地美食,個人對這種人為搞出來的旅遊勝地不感興趣。
導遊介紹合艾是泰南主要的文化經濟中心,居民除了泰裔及華裔,信仰伊斯蘭的馬來同胞可不少。導遊又說,泰國在60餘年前即成功在全國推行單一語言政策,消滅了華語及馬來語等語文學校,全國人民通通接受泰語教育,同化政策令泰國政府引以為榮。可是當泰國人一走出國門,馬上就變成了啞巴,無法與外國人溝通。當泰國發現單一語言的弊病後,即懸崖勒馬展開多語言教育,鼓勵人們學英、華語及泰南人民學馬來語等,泰國公主甚至有意在國內各個學校設立華語課程,但因面對龐大的經費而暫時胎死腹中。
當泰國正在改革教育時,新加坡的李光耀還在開時代的倒車,不允許民辦華文大學,甚至有意消滅方言,特意貶低福建話為粗俗語言。他萬萬沒想到,每年營業額高達30億令吉的世界著名隨身碟(Pen Drive)生產公司──台灣群聯電子公司選擇到檳城投資,就是因為當地盛行福建話及華語,方便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可見福建話已躍過龍門,身價百倍也!
我國某些人也矢口認為單源流教育學校可以促進國民團結,建議將多源流教育改為單源流教育。根據他們的高見,只有單源流學校(學生們可以自由學習各種語文,包括母語等等),各族學生在一起讀書一起用餐,這樣才能促進國民的團結。此建議不溫不火,可圈可點!但是我國土著居多,華裔及印裔居少,嚴格推行起來,許多郊區地方沒有華印裔的,豈不是面對單種族而無法達致國民團結了嗎?難道他們的意思是要再從中國及印度大量進口移民,解決各族比例失衡問題,各民族在一起讀書才能團結?
以單源流教育的泰國、印尼及菲律賓為例子,請問國民團結了嗎?從它們面對分離主義搞破壞來看,可謂失敗極了。所以,教育與國民團結應該分開來說,多元教育呈現百花齊放,可促進國民對世界文化的認識及競爭力,推廣愈多源流的教育,讓各民族自由選擇他們喜愛的語言教育,肯定利多於弊!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