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勝腳車店

華勝腳車店

黃國華正在調整摩哆鐵框的輻條。

黃國勝在修理腳車

移居我國的福建興化人,通稱“仙遊人”,即福建省裡的仙遊、莆田兩縣人士,所操的方言屬於興化話,人數不多,卻壟斷腳車行業,以及腳車、摩哆和汽車零件業。
仙遊人百年前即移居太平,初期從事的行業以建築及人力車伕為主,進而有一部份轉向腳車業進軍。“華勝”寶號是目前太平市最老的腳車店,約有80年,乃仙遊人創辦的傳統腳車店。創辦人黃金興(1911-2004)先生誕生於福建仙遊縣,其伯父先到霹靂和豐工作,數年後回鄉,以扁擔挑了兩個籃子,將自己一個兒子與6歲的侄兒金興一起挑過番,居於霹靂和豐。金興十餘歲即開始出外工作,曾做過紅毛園坵的除草工、建築雜工、馬戲團工人等。在馬戲團裡他負責搭帳篷,尤其爬上高柱上系綁帳篷的危險工作,他都輕鬆勝任。
最後回到和豐,在一間也是仙遊人經營的腳車店當學徒,惟頭手不願意教導他,往往在重要關頭就支開他去拿工具,以免他學會。他在後來獲得頭家教導,很快就懂得製作兼修理腳車了。以前的腳車除了外國進口貨,本地華人也自己製造售賣,這種腳車以鐵管焊接,焊接很考功夫,必須掌握鐵管的熱度,再放上硼砂,接著熔化銅條才能焊接得住,不然會脫掉。
數年後出師,上世紀30年代,黃金興在霹靂雙溪羅丹開啟“順益隆”腳車店,除了售賣兼修理腳車,也在店裡兼賣多種糖果及鄉村收購來的水果。

腳車業沒落,仍堅持走下去
金興的妻子徐蘭,一家人居住在雙溪羅丹小地方,他發現當地華小缺乏老師,多由六年級畢業生當老師,故覺得教育環境不理想,有意搬遷他處。日據時代初期舉家搬遷到太平古打律202號繼續經營順益隆腳車店,日軍曾經到其店樓上搜查是否偷藏米糧等違禁品,幸虧沒有違禁品而逃過災難。戰後大約1962年,次子國華正在當臨教,當時已經停辦假期師訓班(政府僅在1958及59年辦了兩屆),因此無法當老師,在父親建議下,國華到吉隆坡進修收音機課程,回來後在店內售賣兼修理收音機及針車。當時的收音機本錢一架數十元,零售價百餘元。針車一架百餘元,零售兩百餘元,針車的牌子為“飛人”及“蝴蝶”等商標,乃中國製造。
1979年底的火災,改變了順益隆的命運。那天凌晨五、六點,隔壁雜貨店先起火燃燒,他們全家在熟睡中,忽然被路人吵醒,才發現火災,匆匆忙忙逃出生天,一切貨物全燒燬。旋後同鄉鄭玉位介紹古打律259號店屋,黃金興毅然租下,不過他決定退休,由兩位兒子即國華和國勝來經營,並換店號,取兩位兒子的名字改曰“華勝”。
國華、國勝兩兄弟談起父親南來打拼創業的故事,都很敬佩其刻苦耐勞的精神。國華指其父親極為聰明,只上過夜校讀了一些書,學習東西很快就上手,任何工作只要給他看上一次就會做了。國勝則說父親教誨他們四大處世做人原則:勤勞、講信用、誠實、不賭博。
兩兄弟今天持續經營著華勝腳車店,兒女多是大學生,對腳車店不感興趣,均不願意接手,他們表示目前是做一天過一天,直到不想做就結束營業了。國華說,傳統腳車店已經被時代淘汰,以腳車為交通工具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他們目前是慘淡經營。除非轉型,從交通工具轉型為運動工具,如此才能生存下去。因為交通工具的腳車一輛數百元,而運動工具的腳車一輛千元至十餘千元,價格天壤之別。但他們都年邁,無意再轉型拼搏下去了。
目前,他們除了售賣修理腳車,也售賣兒童腳車、嬰兒車,兼為本地摩哆店調正輪胎鐵框的輻條,由於他們調整技術高超,本地摩哆店都喜歡找他們來調正。可是新的摩哆輪胎也沒小輻條,而是鋁制大輻條,撞歪了就整個丟棄,所以他們對前途感到茫然,卻會坦然走下去!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8.18

拜七姐與七姐會

太平七姐會於七夕節祭祀織女。

七姐盆。

七姐纸衣。


上週談及福建及潮州人的七夕節,今天則分享廣府人的七夕節習俗。
劉志文主編《廣東民俗大觀》裡關於七夕節的記載頗多,這裡摘錄一些:“七月初六晚,佛山婦女進行‘擺七夕’(又叫‘擺慕仙’)的活動……當晚12時,姐妹們穿戴整齊,向天跪拜;請道人(南無先生)誦經開壇,請大戲班演劇或女伶唱曲助興,通宵達旦,一連3晚……。番禺市乞巧節‘拜七姐’活動在農曆七月初六晚舉行。初六黃昏前,即將八仙或六仙桌放於中庭,桌上放香爐。一旁花瓶上插上絲柳……另一旁放上發了芽的綠豆秧、禾秧各一盤……二更以後,燃香,閤家向天跪拜,焚燒7份紙糊的女兒梳妝盤和一頂牛郎帽……三更以後,又重拜一次……等到第一聲雞鳴,便從井中汲出‘無根水’(汲時不要第一桶,並且水桶上下時不能觸井壁、井口和井底),貯在預先備好的瓦罐內,封好備用。姑娘們於農曆初六夜,進行‘擺七夕’……桌上擺滿她們平日各自在閨中收藏的最好的小巧玲瓏的工藝品……”
我國廣東人過七夕節習俗源自中國,太平的杜太太年輕時曾學習裁縫,其廣府籍師傅每個月都向他們收取幾角錢的月捐,以用在七月初七(初六晚上)祭拜七姐。祭品有七色線、剪刀、針、海棠粉、七色花、七姐盆、水果、糕點等,拜後每人可分得一份祭品。是晚有人浸“拂喇”(水粉),據說不會臭,但她相信浸久了還是會臭的。
祖籍廣府的潘才興道出,七月初七整天的七夕水均可儲存起來備用,可治發熱,以前有人以此水磨犀牛角治體熱,據說將冬瓜切開泡浸七夕水,封在甕裡一百天后打開,冬瓜不會腐爛。
太平有個廣東派的“七姐會”,發起人是前大光電發店的扁姐及前夏威夷服裝店的郭亞珠女士,本來她們均是在自己家中進行的,後來兩人將之合併起來慶祝,就變成一個集體的七姐會了。
已故郭亞珠的女兒萬玉清女士(祖籍廣東東莞,裁縫師,72歲)說,此七姐會已有40多年歷史。開始是在太平敏律大光店前祭祀,後來改在敏律83號的夏威夷店,數年前店改租他人,這3年就租借廣東會館禮堂。七姐會的活動分別在七月初六和初七兩天。初六晚上8點到12點專祭祀織女,祭品以素為主,諸如七色花、7樣水果、發糕、壽桃、面龜、紅龜、香水、古龍水、香粉、胭脂、7位仙女的紙衣、7個紙花籃等,還有一個大“七姐盆”(紙糊製品,有扇子、梳子、鏡子、手鐲、玉鐲、項鏈、針線等等),由她及女兒等人協助製作而成。參與膜拜的善信各自取來祭品膜拜,12點過後就將七姐盆、紙衣、花籃、金紙等焚化之。玉清說,七月初七子時的水最好,當天燒7枝香向七姐祈求並儲存起來,每當有人發燒、輕微不舒服及嬰孩吵鬧,取此水煎藥茶服之可愈。
她說,初七中午12點則為祭拜牛郎的時候,祭品為葷,主要有燒豬、燒雞、咖哩雞、炒麵等等,以前祭品尚有一盆稻秧及一盆綠豆秧,那時有個老婦女每年都栽種來拜,她逝世後就沒人會而消失。其實栽種這些並不難,我趁機簡單教了她。下午1點後就焚化金紙,並將祭品與善信分享,讓大家吃個平安餐。晚上還有在酒家宴會,以前席金每人20元,如今起至40元。
廣東人過七夕節與福建、潮州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相信七夕水很好用,而福建人則相信端午節的水,所以,廣府人浸“拂喇”不是在端午節,而是七夕節,不同地區風俗也不同。另外,福建潮州多了出花園之俗,這是廣東派所無的風俗。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8.11

太平开辟期的会党与华人籍贯探讨——李永球

1 前言
19世纪40年代左右,太平(原名拉律Larut)的吉辇包(Klian Pauh)发现了藏量丰富的锡米。不久,又在新吉辇(Klian Baru原名甘文丁Kamunting)发现了锡米的蕴藏。于是,吸引了来自槟城等地的大量华族移民蜂拥而至,掀开了一页页充满血泪的拓荒史。
华人最先在吉辇包、新吉辇和亚三古邦(Assam Kumbang )定居。根据文献的记载,吉辇包为海山党(属洪门天地会)所管辖,新吉辇则是义兴党(属洪门天地会)的地盘。两党关系一向不和,曾于1861年7月、1865年6月及1872年2月爆发了三次的“拉律暴乱”,迄1874年1月20日,两党在海峡殖民地政府的斡旋下,签署了《邦咯协约》,终于为两党的不和与械斗画上休止符。

2 会党与华人籍贯的结构
太平的会党分为两大派系,一个是在吉辇包的海山党,又称“五县”(Go Kuan),党员来自广东广州府的增城、番禺、顺德、南海、东莞五个县,本市的海山党党员,以增城客家人居多,隶属洪门天地会。①另一个即新吉辇的义兴党,又称“四县”(Si Kuan)党员来自广东惠州、新宁(台山)、新会、肇庆四个府或县,本市的义兴党党员,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为主,后来才涌现大量的后三个县府的人,尤其是新宁人。该党也隶属洪门天地会。
义兴党初期以惠州府客家人居大部分,首领苏亚松(So Ah Chiang)是惠州客家人。②不过于1865年6月间爆发的第二次“拉律暴乱”中,亚松被土酋雅•依不拉欣(Ngah Ibrahim)处死于峇东(Matang)的二关(Teluk Kertang)。
嗣后,义兴党的大部分惠州人渐渐南移到雪兰莪新矿区发展,改由新宁人领导义兴党。新宁人可不是义兴党徒,他们有自己的会党——和合社,领袖为何义寿。他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槟城领导成立了和合社(隶属洪门天地会),党员纯是新宁籍下层人士。③何氏先委派李亚坤前往拉律出任义兴党党魁。李氏被海山党处死后,复委派陈亚炎出任义兴党党魁之职。陈氏亦是新宁人,他是和合社之党员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何氏与陈氏是和合社之人,鲜被人提及,文献上多把他们当作义兴党人来看待。
和合社之党徒大约有两千名,却面对着由郑景贵及刘三和领导的一万名海山党徒,于是不得不和槟城的义兴党结盟。④尤其在第三次“拉律暴乱”之后期,义兴派系既由新宁人(和合社)、潮州人(吉辇区Krian的潮洲义兴党)和惠州人(义兴党)联盟,对抗庞大的海山党。⑤
综合而言,吉辇包的最早移民籍,是增城客家人以及少数的番禺、顺德、南海及东莞人。后四县份中的番禺及顺德为纯操广府话,而南海、东莞与增城则为客粤搀杂之县,难于明确分类。在新吉辇,初期为惠州客家人(1865年后,大部分惠州人南移,但仍有一部分定居在此),后期为新宁(操不纯广府话)人以及少数的新会、肇庆府。当然,也包括古冈州的六邑,即新宁与新会外,加上开平、恩平、鹤山及赤溪,(新宁、新会、开平与恩平即是文献上的四邑,狭义的“四县”即指此也。)至于潮州人,他们多居于北霹雳沿海的吉辇区,《邦咯协约》后,才大量迁移太平的沿海峇东(Matang)与十八丁(Kuala Sepetang旧名砵威Port Weld)。
在潮州义兴党领袖许武安的《华人陈述书》中,他指出于第三次“拉律暴乱”时,义兴党人成功占了峇东,把海山党人逐往拉律内陆去。于1873年2、3月间,海山党在刘三等人的领导下,从槟城雇用若干广东帆船,福建人(闽南人)亦参加战斗,许多小船被雇,一齐攻打峇东的义兴党,但无法夺回峇东。增城人(海山党)便转到吉辇区进攻许武安之农园,掠夺财物及杀死当地潮州人。在这之前,潮州人不曾参加任何一方,而今彼等则因无法争取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只好站在四县(义兴党)人之一边。⑥
从上面,我们知悉与潮州人一样,在第三次“拉律暴乱”时,福建人参与了斗争。可惜文献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党?然而,他们来自槟城,而早在1844年12月30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或建德会,通称大伯公会)即由邱肇邦创立于槟城。⑦因此,假设说太平早期的福建籍移民是大伯公会之党徒,他们自槟城带来建德堂,那麽这个假设可以被接受。在这个时期,太平已住有福建移民,只是人数并不多。
其实,会党之间的排斥或联盟早在槟城就形成。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与义兴及其他各会党之间常有摩擦,常因琐事而酿成械斗继而暴动。当他们来到太平,这种意识形态当然如影随身地跟着来。下表为对立的两大阵营:

表1 海山阵营
海山党——党员来自广州府各县,以客家人为多,一部分操粤语。
建德党——以闽南人为党员,多为漳州籍的土生华侨,讲闽南语。

义兴阵营
和合社——会员为新宁人。其余的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若非和合社, 即是义兴党之     人。操不纯粤语。
义兴党——党员为惠州及潮州各县。前者说客家话,后者潮州音闽南语。

从表1可以了解,同属一个方言语系的不同群体,彼此互相敌对,各属不同的敌对阵营:
客家语系:增城等县敌对惠州各县
广州语系:广州各县敌对古冈州与肇庆府各县
闽南语系:闽南各县敌对潮州各县

3 居主流的海山客家人
海山党之首领郑景贵等人,在致给海峡殖民地总督之《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说他们为此地及拉律之商人,在拉律械斗之前,他们乃在这里投下大笔资金开采锡矿。⑧然而,许武安在《华人陈述书》中却说,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但增城人亦在矿场中工作。⑨
他们大相径庭的言谈,显示了其中一方在说谎。根据文献的记载,先发现吉辇包,然后才是新吉辇,而海山的增城客家人是最先到吉辇包开矿采锡的。至于新宁人,是继惠州人之后的1865年间方来到,“拉律的锡矿首由新宁人进行开采”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许武安乃潮州义兴党的首领,他掩饰事实,为友党的新宁人而说谎之举昭然若揭。
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显示,同治年间(1862-1874)的古墓,以增城人最多,占61%。⑩在众多的地缘总墓中,也是增城人的最久,约成立于同治二年(1863)。⑪在在显示增城人在吉辇包与海山党内的领导地位。
目前所发现的古墓全集中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尤其该党的岭南庙冢(岭冢),更是太平第一冢。至于都拜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甘文丁(华社通称新港门)的广东义山与福建公冢,以及峇东的汉族义冢,尚未发现有同治古墓。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余各党各帮都不像海山党在经济方面的占优势。他们无法为同党立下石碑,或许只有木碑,年代一久也就腐朽掉了。
海山党占极大的优势,不仅其区内产锡多,党徒多,就是在华人苦力方面也比敌对党多。在《郑亚贵等人的请愿书》里就透露,增城(海山党)有一万两千名左右的党徒,新宁(义兴阵营)约有两千人。而《陈亚炎等人的请愿书》云,增城公司(海山党)有一万五千人,四邑公司(义兴阵营)人员不超过八千。⑫
海山党有庞大的党员与苦力群众,除了大部分为增城与广州各县人外,也包括了敌对的惠州、新宁等广东其余各县人士,甚至是福建人等。为什么敌对党的人会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居住与工作呢?要解开这个谜并不难。本党的工作量不多,聘的矿工当然少,既然敌党要请人,我也愿意,那就一拍即合。所以,《华人甲比丹》一书记述在1865年6月间发生的第二次“拉律暴乱”时,提及有十家惠州人住在吉辇包的村中,当时一个惠州人与一个海山党徒在赌馆发生口角,后者痛打该名惠州人后,还宣称要杀死所有惠州人,那十家惠州人大感恐慌而逃命,不幸其中十四人被抓住,次日早晨拷打后,再以削尖的竹管刺入颈项,流出的鲜血从另一端滴下以涂染海山党的旗帜。
上述的记载,显示了惠州人曾在海山党的吉辇包区工作与居住。在1865年时,义兴党的惠州人战败,领袖苏亚松遇害,惠州人便逐渐离开太平,改由新宁人顶替。新宁人与海山党人于1872年2月至1874年1月间,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暴乱”。在这之前,新宁人曾在海山党的地区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田野资料中,就有一个叫黄林添的宁阳(新宁)人,故于同治八年(1869),茔墓在海山区内的岭冢。⑬
住于敌对党区的惠州与新宁等人(他们或许保留党籍,或许已加入海山党),当两党在械斗时,他们这些夹心人,无论参或不参与,均得支持海山党,这是理所当然的生存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海山或建德堂之人居于敌对的义兴区,他们同样应当如此。
文献上几乎没有提及拓荒期的福建籍移民。我相信当时已有福建人移居太平,人数方面肯定较广东帮少得很多。田野调查显示,福建人聚居于古打(Kota)区,在这里,闽帮于1885年创建了凤山寺(闽中古庙),闽帮的先天斋教徒更早在1883年,便创办大善佛堂。除了古打区,一小部分的福建人也到吉辇包的海山党当矿工。福建人的会党建德堂与海山党是忠实盟友,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在海山党区工作的因素。
吉辇包是太平首个开发的地区,这里有座“太平第一冢”的岭南庙家。因此,我对此地区进行了抽样式的古墓调查。文献上没告诉我们,但古墓调查却让我们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就在本区活动了。下列表2,即是所发现广东部分县份最早之墓:

表2 籍贯 墓主 年份
1. 增城 宋亚箱 咸丰十一年 (1861)
2. 嘉应(?) 宋亚伍 咸丰十一年 (1861)
3. 番禺 李亚宽 同治三年 (1864)
4. 东莞 陈亚四 同治七年 (1868)
5. 宁阳 黄林添 同治八年 (1869)
6. 从化 吴社成 同治八年 (1869)
7. 鹤山 温亚松 同治十年 (1871)
8. 海南 石亚清 同治十年 (1871)
9. 南海 杨柏札 光绪六年 (1880)
10. 揭阳 曾业锡 光绪八年 (1882)
11. 清远 郭添贵(合葬) 光绪九年 (1883)
郭後(?)成

4 华人籍贯的大转变
前面有述,1865年间,惠州人战败后就大部分往南方的雪兰莪移民。《邦咯协约》签署后,两党各自回到自己的矿区。可是义兴党的甘文丁(新吉辇)矿场藏锡量,并不如海山党在太平及吉辇包一带的富饶。于是义兴党的新宁人企图夺取这些矿区。1879年10月,他们再度举事,引起太平暴动事件,但遭到霹雳武装警察长霍尔卡氏的下令发炮镇压,粉碎了他们的企图。自1880年以后,太平的华人矿区,大部分操在海山党的手中,义兴阵营的人开始南迁至近打与雪兰莪二地。⑭自他们走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槟城的福建人。
然而,近打区的产锡量逐步超越太平,使到海山党人也心动,他们后来放弃太平,纷纷转到近打区发展。太平也慢慢转型,从一个广东人为主的城市,演变成以福建人为主。广东各籍贯人士中,唯有潮州人不外移,他们几乎与福建人在同一个时候来到太平,聚居于沿海渔村。义兴阵营的新宁与惠州人在峇东创建了绥靖伯庙与苏蓝卓庙,当他们南移后,此二庙就由潮州人掌管。潮州人不外移,反倒与福建人生活在一起, 除了是职业的原因,也因为同是操闽南语系。且在风俗习惯方面大家都很接近。
潮州人以潮阳、普宁、揭阳三县居多,福建人以泉州的南安、同安、晋江为多,接着是漳州的海澄等县,其余的安溪、惠安、及永春等略少。本市虽以泉州人居多,但闽南语却是漳州音,乃源自槟城之故。

5 结语
总括起来说,太平的开辟,应归功与广东人,尤其是最先来到太平的增城等海山党。他们在领袖郑景贵等人的号召下,大量移民而来,方使到这里的发展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虽然三次的“拉律暴乱”使到发展受到破坏及倒退很多,但很快的,他们又把太平建设起来。《马来亚华侨史》就说,华人矿工的数目,有可能已从1877年的约九千名增加到1882年的五万名,尤其在霹雳械斗后的年代中,有大批华人涌到这里。
随着广东省人的南移,太平也跟着变化,成为福建人为多的城市。一个微妙的课题值得关注,那就是会党也产生不同的衍变。
海山党、义山党、和合社及可能由福建人从槟城引进的建德堂,到了今天,只剩下义兴党,其余皆消失了。其实它们都属洪门天地会,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下,全统一在义兴党下,也是当然之事。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权力庞大的海山党呢?颇微妙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证。
华人蜂拥而至太平,他们带来了会党,最先成立组织的也是会党,会党文化就是当时华人文化的核心。鉴于会党危害治安及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强,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890年正式取缔它,但这并不能摧毁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会党,它们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生存下去。20世纪初叶,一个由香港传播本地的会党——华记,在太平冒现,使到会党一分为二,与义兴洪门天地会争天下。华记也是由洪门天地会分化出来的。却与后者的关系不佳,义兴党徒包括各籍贯的华人,但以闽潮人为多,华记的党徒大部分是粤籍。
会党造成华社产生严重分裂与内斗,除了目前棘手的洪门(义兴)与华记不和外,在太平粤帮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历史上义兴与海山的不和所遗下的分裂痼疾,使到今日甘文丁(新吉辇)的粤帮粤东古庙与广东义山,是属当地粤帮人士掌管,而非太平的广东会馆。我们如果再看一看,甘文丁的闽帮福德祠与福建公冢,完全归属太平的福建会馆管辖,那就会豁然开朗,彻底明白这是历史沉痾使然。这种沉痾是否值得我们关注与解决?

注释
①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成:光华日报,1950)指出,1825年,槟城即发现了海山党的设立,初期会员以粤籍占优势,1845年至1860年之间,因客籍会员的大幅增加,而变成客家人支配的会党。(页107、108)该书也对海山5个县份的记录有些不同,即为“中山、番禹、顺德、南海与东莞”。(页72)本文的5县名称乃根据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1965)一书所载,除了易中山为增城外,余4县一样。(页106)。
② So Ah Chiang 的中文名字,一般被译为苏亚昌。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为苏亚松,被土酋于1865年6月间处死后,当地人民立庙奉祀他,尊为“苏蓝卓公”(拿督公)。马来同胞则尊为“Panglima Ah Chong”。参见拙文载《愿景》文化季刊第8期,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2001年4月,页51-53。
③ 陈剑虹:载《星槟日报•新年特刊》1982年1月1日,版25。
④ 同注③。
⑤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页76。
⑥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K》页110-112。
⑦ 同注③以及張少寬著《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页239。
⑧ 黄存燊著,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附录H》页105-106。
⑨ 同注⑥。
⑩ 目前所发现的各县份同治古墓,计为增城11个、从化2个、鹤山1个、番禹1个、东莞1个、宁阳(台山)1个及海南1个。
⑪ 增城总墓在岭南庙冢。碑曰“增龙两邑总坟”,此碑立于1923年重修之时,旧的已换掉丢弃。不过,其“增龙两邑后土”却是原碑,重修时幸亏没换掉,此碑有上下款,但严重风化字迹模糊难辨。上款为“同治□年□月□日吉旦”下款为“把兄观贵、亚带、亚记等立。”我在附近发现一位增城人李金福之墓,上款是“同治二年十一月吉日重修”,下款也是“祀弟观贵、阿带、阿记等立”。唯一不同的是“把兄”与“祀弟”。在后土碑上自称把兄,倒是怪怪的,显然会党的色彩颇重。观贵姓李,他与郑景贵、刘三和、郭亚胜等在会党与经济权益上都和建德堂及漳泉商人们有所挂钩。(见陈剑虹:)至于亚带与亚记,可能就是在上签名的请愿人之二:叶亚带、李亚记。(见《华人甲必丹》页106)。我判断增龙总坟建立于同治二年(1863)。论证是观贵三人受委建立总坟,完成后,发现附近的李金福墓欠修(或许无碑或为木碑),基于同乡又宗亲又同党又同事等感情,于是在同治二年十一月(1863/64)重修其墓立上碑石。不过,这尚待进一步发掘更多的资料来考证。
⑫ 见张清江译,黄存燊著《华人甲必丹•附录J》页107-109。
⑬ 黄林添之墓在吉辇包区的岭南庙冢里,碑曰:
宁 同治八年七月吉旦
清故林添黄公……
邑 梁石生立
⑭ 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77-78。

本文曾发表于《人文杂志》第14期,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2年3月,页25-31。修订于2002年9月14日。
并刊载于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年4月)

拜七娘媽出花園

數十年前,溫鑽華女士每一年都祭拜七娘媽。

福建糖粿,以糯米攙蕃薯製成,再配黑糖薑汁,每一粒糖粿都壓一個凹洞,傳說那是裝織女眼淚的。

潮州人出花園的祭拜習俗。

農曆七月初七俗稱“七夕節”,在中國古代是個熱鬧的傳統節日,人們於當天祭祀天上的牛郎織女。如今七夕節在日本還是個大節日(但已經改為公曆的7月7日),台灣還可見到人們在自家門口祭祀“七娘媽”(七仙女、織女)。
馬來西亞華人有慶祝七夕節嗎?人們似乎忘了這個節日,但以前它是我們的傳統節日之一,閩粵籍貫各有自己的慶祝儀式。今天先談談福建人的七夕節。
林明義主編《台灣冠婚葬祭家禮全書》謂:“七月七日為供奉‘床母’的日子……台灣的孩子在15歲以前,俗稱‘花園內’……凡是‘花園內’的子女都是受‘床母’保護,所以在這一天的午後6點,要準備飯、酒、肉在床前供奉……。七月七日又稱‘七娘媽生日’……七娘媽為授子之神,不但保護孩童,也治癒其疾病,所以家有16歲以下的孩子均供奉此神,等到孩子16歲的時候,在七月七日這一天,準備豬、羊和其他供品……感謝16年來能平安長大,從此也就脫離了七娘媽的保護……。七月七日的晚上又稱‘七巧會’許多女子在月下設香案,供奉生花、果物、白粉、紅粉等,向天上的織女燒香祈求,希望能有一手好工藝……又在月下拿著裁縫針做出穿針引線的動作,將來就是一個好裁縫師,這個儀式漳州人做的比泉州人多。”
祖籍福建安溪的太平溫鑽華女士(82歲)數十年前就曾經祭拜七娘媽,她說福建人相信七娘媽與床母是孩童保護神,所以孩子一出世,就過契予七娘媽為契子,得年年祭拜七娘媽及床母。昔年她祭拜七娘媽的時間是在七月初七的下午時分,通常一點過後直到傍晚都可以祭拜。她在家門口(五腳基)擺起香案,祭品除了有香燭,尚有七色花、線(不計多少色)、針、剪刀、鏡子、梳子、海棠粉、胭脂、稻秧、水果、糕粿、還有三牲(雞、魷魚乾及熟面)、糖粿(中心壓個凹洞的湯圓)等,以及一個紙糊的“七娘媽盆”,最後將金紙及七娘媽盆焚化。她祭祀七娘媽數十年,直到最小的女兒16虛歲(1984年)後就停止祭祀,因為16歲“洗契兼出花園”,就不再是七娘媽的契子了。
祭品有女紅的針線外,稻秧是甚麼呢?那是以鐵罐子內放棉花,再撒數十顆稻穀,每天澆水讓它們成長髮芽,就將整罐稻秧來祭拜。這些祭品的意義就在於強調農業社會的男耕女織,雖然與現代工商社會脫節,但背後意義就是要我們勤勞工作,就會有好收穫。
不僅福建人,潮州人也有七月初七祭拜“公婆神”及出花園之俗。近年來我國潮州會館紛紛主辦“出花園”,讓15虛歲的孩童參與。
潮州風俗認為未成年的孩童就像是生活在花園裡一樣,等到15歲那年的七月初七,就將孩童“牽出花園”,表示已長大能獨立生活。儀式是讓孩童沐花浴,喝涼茶以洗去體內的污穢。再繫上新紅肚兜、穿新衣服及新紅木屐,接著拜別床下的公婆神。最重要的是吃下祭品中的整隻雞(或只咬下雞頭)。男孩吃公雞,代表獨佔鰲頭,女孩就吃母雞,代表兒女成群,其餘尚有吃湯圓等習俗。
潮州出花園習俗被潮州會館復興起來,台灣方面尚盛行出花園風俗,一些廟宇會給出花園男孩童穿上古漢服,下跪奉茶敬父母,還得學習推手車,挑扁擔等粗活,象徵從父母手中接下生活的重擔,以及孩童得從七娘媽亭下鑽出,表示出了花園。可惜的是,而今我國福建社會的七夕節習俗嚴重式微,福建社群應當大力復興啊!
出花園不屬於成年禮,應只是古代的成童禮。
星洲日報/文化空間‧文:李永球‧2013.08.04

九皇大帝的奇聯奇字


泰国的九皇大帝对联。(圖:李永球)

泰国的九皇大帝对联。(圖:李永球)

我國的古老九皇廟──檳城香港巷斗母宮、泰國的古老九皇廟──普吉內杼(Kata)斗母宮,皆存有一對屬九皇大帝獨有的奇聯:日昍晶(四个日)龍里檨/月朋(三个月)朤定乾坤。
由于對仗不工整,太平已故詩詞名師蘇振興老先生將上聯最後3個字改為“乾坤定”,下聯最後三個字易作“靝顯羨”。靝顯者,天地也。據蘇君云,“日”即老陽,代 表乾;“昍”即長男,代表震;“晶”即中男,代表坎;“(四个日)”即少男,代表艮。“月”即老陰,代表坤 ;“朋”即長女,代表巽;“(三个月)”即中女,代表離;“朤”即少女,代表兌。這八個字就是一個八卦,沒有讀音。
當我詢問檳城香港巷斗母宮已故林茂盛道長時,他告訴我說,一個日到四個日的讀音為“日、月、精、華”(福建音) ;一個月到四個月的讀音是“月、朋、浪、蕩”(福建音),當時我半信半疑。
在《漢語大字典》裡,共收列單字5萬6千左右,它或許可解開九皇奇聯之謎吧!當然,我們已知道日、月、朋和晶的讀音及字義,解不開的是昍、(四个日)、(三个月)、朤四個字。該 典的“昍”音xuan,義為明也。“(三个月)”音jing,沒解釋。“朤”音義與朗同。該典沒收(四个日)字,誠然遺憾,而且讀音與林君所說不同。奇聯奇字之難解可見一斑,連《漢 語大字典》也束之高閣!
本以為《漢語大字典》沒收之字,應該很難破解了。敦料皇天不負苦心人!新加坡道教協會李至旺道長贈我一本《道教疑難字字典》,就為我解開奇聯奇字之難題。
《道教疑難字字典》只是薄薄10頁而已,且為仿線裝書印刷,沒作者及出版社名稱,也沒什麼序或前言、目錄等,全書共收638個字,只注讀音,不作解釋。 “昍”音晒、“(三个月)”音浪、“(四个日)”音華、“朤”音蕩。其讀音與林君吻合,除了“昍”他念作“月”之外。與《漢語大字典》之讀音差別很大,令人費解?孰是孰非,尚待 大家賜教。《道》典也收列“峇”字,音巴,華語原音ke,“巴”是閩南音,這一切均耐人尋味也!峇是道教字嗎?令人猜不透此典的作者是否閩南人?出版年份 是何時?
奇字還須奇典解!《道教疑難字字典》就是一本奇書。字音解決了,那麼九皇奇聯應該如何闡釋呢?這裡我強作解人,班門弄斧一番矣。
我認為一個日到四個日及一個月到四個月,即是道祖太上老君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教認為萬物由道所生,陰陽和合,生息萬物。萬物中生生死死,又生又變,一直不停地生息變化。
九皇奇聯隱含著宇宙萬物變化不息的深奧哲理。不是嗎?世間一切事物,如政治、語文、民俗、思想、教育、建築、生物、地理、國家等等,皆持續不停地發展變化 中。事物有陰有陽,有好有壞,有半好半壞,有好多壞少,有好少壞多等等千變萬化,我們認同好的,也須包容壞的,這即是“道”也。

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田野行腳.李永球.02/10/2005